政府禁止非穆斯林使用“阿拉字眼”，以及雪州今年初延烧至今的扣查圣经案，让国内宗教神经紧绷。不过，政治学者黄进发却从“语言政治博弈”的角度来解读这些事件。

黄进发点出，“阿拉”字眼的禁令也代表着族群关系的深刻变化，体现了马来文从“进攻”型工具，退居为“防守”型工具。

他表示，换言之，作为国语的马来文，如今失去“国民化”的功能，从柔性同化的工具，转变为族群边界加固的武器。

黄进发今天出席《2014年第二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国际双年会》，发表题为《阿拉禁令：马来语的去国民化、族群关系的深刻变化与华社对应》的论文时，提出以上论述。

巫文变马来人专属

这个为期两天的研讨会由华社研究中心主办，邀请了来自马来西亚和各国学者发表达68篇的论文，研讨课题围绕在语言文学、历史、教育、华人价值观和媒体现况等。

黄进发（左图）补充，当国家推广马来文的政策近年备受考验，执政者将马来文转为专属马来社群所独有，剥夺非马来人或非穆斯林使用的权利。

“换言之，在巫统政府眼中，一旦进入宗教范畴，马来文就不再是所有马来西亚人的语言，而是专属穆斯林社群的语言。”

原为柔性同化工具

黄进发进一步解释，在马来亚联邦成立期间，马来文作为国文的地位，让其他少数族群的公民必须学习马来文，因此在过去数10年来展开“柔性同化”的工作。

不过，马来文势力在1990年代遭到削弱，尤其马哈迪政权推动的“英语教数理”政策，以及英文源流的私立大专雨后春笋般冒起后。

“英文教数理政策同时受到马来人和非马来人的反对，终于在2012年取消。然而，马来人作为政策上独尊的语文已一去不复返。”

马来族本是“熔炉”

黄进发也是槟城研究院研究员，他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建国先贤在1957立下独立协议时，马来人就享有特别地位，并且放宽非马来人争取公民权的条件。

他指出，根据当年制定的联邦宪法内容，马来人的定义是信奉伊斯兰教、习惯以马来语沟通和遵守马来习俗。

“简单来说，马来西亚的马来人是以文化定义，而不是以血统定义的。”

在宗教的规范上，黄进发点出，虽然非穆斯林享有宗教自由，但不可以向马来人和穆斯林传教。

“马来族群在某程度上是个大熔炉。伊斯兰教可以吸纳非穆斯林；但是非穆斯林不可以吸纳穆斯林。”

以马来文监控思想

至于非穆斯林被禁使用“阿拉”字眼的风波，黄进发一针见血地点出，那除了是政府将马来文锁定为马来族群的语言，更是监控马来人思想的道具。

他举例，时任首相署部长纳兹里（右图）在2010年就曾直接说明政府的心态，那就是若有人把任何宗教书籍译成马来文，那就会被视为向穆斯林散播其他宗教思想的举动。

“从国民化到去国民化的变化，马来文其实代表了党国体系议程的改变，从雄心勃勃要以语言来同化少数族群，转到斤斤计较地要以宗教垄断语言，以避免宗教控制人心的能力受到挑战。”

“因此，‘阿拉’字眼背后的问题，其实是语言。”

马来版禁书占多数

有趣的是，黄进发也透露，内政在1971年至今年的44年期间，共查禁了1535本书籍，而他的抽样调查显示，马来文和印尼文的书籍更是占禁书的40%。

黄进发表示，一些英文原著的书籍在国内没有被禁，但同样的书籍译成马来版时却被内政部查禁。

“政府是不是在监管那些只读懂马来文的族群，控制他们的思想和知识来源？我觉得这是一个贬低马来文的行为。”

他举例，达尔文撰写的《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以及加拿大籍自由派伊斯兰作者伊尔莎曼吉（Irshad Manji）的《阿拉、自由和爱》（Allah, Liberty and Love）的马来文翻译版，分别于2006年和2011年在“危害公众安危”罪名下被查禁。

黄进发指出，高庭后来推翻政府禁令，撤销《阿拉、自由和爱》的查禁时，批评当局小看马来语使用者的成熟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