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二

今年年初，台湾学生与公民展开“太阳花学运”，占领立法院，反对服贸；时隔半年，数以万计香港人涌上街头，发动公民抗命，和平占中，力争真正普选。

六四领袖王丹认为，“全世界来声援香港，是非常重要的。声援香港，就是声援文明世界自己。”

他更补充，基于台湾就是中共政权的下一个目标，因此台湾更应率先挺身声援台湾占中运动，抵御中国的新共产主义扩张。

王丹本月中首度访马，前往数个城市巡回演讲。他在9月21日，即香港占中运动提早启动之前，在吉隆坡接受《当今大马》专访时发表上述的号召。

香港警方上周五（26日）开始强力驱逐和逮捕占领政总的学生之后，掀起民间的反弹。占中发起人于28日凌晨更宣布提前启动“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行动。

联手对抗中国威权主义

王丹点出，中共近年打着“ 中国模式 ”的幌子，实则推广新共产主义运动，向全球推广一套凡事以经济挂帅的意识形态。

王丹更倡议世界各地的人民，应当亲自前往现场，与香港人同在，联袂对抗威权主义进逼。

“如果香港占中开始的话，其实不管大马的、是澳门的、还是台湾的学生，有办法的，应该就进入到香港去，跟他们站在一起。”

“这样让几个不同地方的当权者都知道说，一旦他们压制，搞不好压制的不是本地学生，而是来自各地声援的学生。”

民运分子需要相濡以沫

除了亲临现场，王丹还主张各地相互打气，串联交流，发动联署运动，抑或以实际人力，投身壮大同盟，达致资源共享。

“像台湾318太阳花学运的时候，其实香港就有很多的学联的代表跑去。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一个榜样。”

“我觉得推进民主运动者，本身就是社会的少数，所以这少数人的相互鼓舞、打气、温暖是很重要的…也许办个研讨会啊，或者有个固定的交流平台，让大家分享经验。”

自下而上迫使中共分裂

拥有哈佛历史学博士学位的王丹剖陈，中国国家机器过于强大，而社会尚未足以自我生长力量，主导政治变化。故此，倘若盼望中国爆发巨大变革，关键在于中共内部是否权斗。

“但是没有自下而上的压力，也不可能让它去产生分裂。”

“它是结合在一起的，一定是自下而上的压力，迫使它内部产生分裂，然后自上而下的也去做一些映应，这个社会才能够跳动。”

地火酝酿足以燎燃中原

中国国家主席兼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走马上任以后，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随即被捕，打破“刑不上常”惯例，外界将此举视为前者对“上海帮”围剿，乃是近年来一大党争。

针对上述情况，王丹续说，除了中共权斗，变革成功之关键，在于“地火”能否酝酿，进而燎燃中原。

“其实所谓地火呀，地下的火，是在怎么燃烧，是怎么酝酿，我们不一定看得出来，尤其在中国大陆这个特殊的国度里，因为政府是高度压制，所以他们所有的反抗只能在地下，我们难以判断。”

“这个像我们当年参与的八九民运，在我们站出来之前，也没有人想到，会有我们这么一批人站出来。”

运动不因人少而算失败

自五四运动算起，中国人高呼“德先生”业已近百年之久，然而，百年中国民运梦，仍步履蹒跚，过了一场又一场的严冬，似乎却未有春天出现的一丝迹象。

惟王丹以其略带嘶哑的声线捍卫说，“我们不能因为它只剩几十个人，就说它失败了。你要是说，一定要政权轮替才叫成功的话，没有什么运动能够成功。”

就如当年北京发出通缉令，其中形容的“北京口音，嗓音沙哑”，正是王丹这名“头号通缉犯”特征之一。

“如果你说，如果把有少部分人坚持推行一个理念当作成功，我们就很成功啊，我们就是少数人在坚持推动一个理念。”

当时弱冠少年，如今已步入不惑之年，却正如其自称的，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

人类进步从少数人开始

“那如果你稍微学一点历史的话，回头看的话，所有的人类进步，都是从这开始的，少数人坚持一个理念。从布鲁诺到百科全书派，整个人类的进步，都是从少数人坚持一个理念开始的，而不是从政党轮替开始的，对不对？”

“如果仅从着眼于现在，我们是很背啊，很低潮啊，可是真正成熟的社会运动，着眼的是未来。”

台湾国立清华大学执教的他，念兹在兹，是如何启迪民智，薪火相传。他表示，知识分子之责任，既启他人之蒙，亦须启自己之蒙。

“我们今天就是在播种，播种就是运动的一部分，不是说开花才叫民主运动。”

“你改变政府很难，改变自己很容易。改变自己就包括了告诉自己说，其实没那么可怕，不用那么自己吓唬自己。”

黄之峰等更为成熟稳当

在访谈中，这名前学运领袖也对后起之秀作出点评。黄之锋、林飞帆、陈为廷等青年领袖，近年崭露头角，各自在运动中扛起大旗。在王丹心中，三者究竟是怎样的人？

王丹笑言，相较于当年的自己，三人显得更为成熟稳当，即使自己也不禁“吃醋”。

“他们对自己生活的社会和土地真的有爱，他们不是出于任何功利的，甚至不是出于学理的那种思考才投入的，而出于感性的…所以这三个人，我无法想象他们去读MBA啊，他们一看就是人文情怀的这两个人。”

“他们不会觉得说，追求一个实实在在，换成马币换成港币值多少钱，他们不是这样的思维方式。他们会觉得，有些东西虽然虚无缥缈，但是很美好，是这个社会应该有，那我就要去争取。就是把普世价值当作信仰来。”

高压下难要求大陆学生

反观大陆，六四事件以后，中共极力打压公民社会，大学更是受到严密管制，学生忙于考研究生公务员，“不闻天下事”，趋于虚无犬儒，八十年代那种理想激情不再。

对此情景，王丹认为，以大陆现今情况而言，参与社会运动代价过高，即使无人挺身而出，实属无可厚非。

“虽然我鼓励学生参与社会运动，但当学生面对的就是死亡的时候，我就鼓励他们撤下来。”

“毕竟生命比普世价值还重要。有些东西比普世价值还重要，就是生命。所以我也不希望学生为了普世价值去送命，但在中国，如果你追求普世价值，真的就是送命。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没办法要求，大陆的年轻人站出来去抗争。”

“其实现在，没人要求他们，还是有人站出来，但没有人站出来，我觉得是无可厚非的，是符合人道主义的。”

专访一：

中国模式牺牲人权换饱暖

王丹：香港站在拒斥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