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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陈清莲到玛丽亚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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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清莲生于锡矿家族,祖父母辈来自中国,在金宝拥有一个锡矿场,万贯家财足以供所有子孙出国留学。在英殖民时期,有钱人普遍崇尚英国教育,送孩子到教会学校,随之送孩子到留学英国,陈清莲的父母亲正是在留学英国时相识、交往,并在1956年——马来亚独立前一年在伦敦生下了她。

当时英国保姆给她取了个英文名“玛丽”(Mary),从此她的家人朋友都直呼她“玛丽”,从来没人唤她中文名。

她生在政局变幻的时期,幼年总是在迁徙。在英国诞生一年后,她随父母回到正值政权交接时期的马来亚,一家人因父亲的工作而定居在新加坡。她父亲当上了公务员,在公共工程局(JKR)任职。

在马新于1965年分家前,公务员可选择留在新加坡或回到半岛工作,他选择了后者。于是,在1964年,他们举家迁回半岛。这一趟回来,“马来亚”已成历史,他们回到了刚于1963年成立的新国家“马来西亚”。

“在我的印象中,由于父亲工作的关系,整个成长过程就是不断地搬迁。我们从八打灵再也搬到巴生、芙蓉、怡保,然后回来吉隆坡。就是转了一个大圈。在JKR工作时,我父亲常被调派到不同的地方,直到他自已出来开了一间建筑公司后,我们的生活才开始比较安定下来。那时候我们在怡保待过一阵子后就决定搬回来吉隆坡。”她回忆道。

她的父亲是客家人,母亲则是广东人,她在家除了说英语,亦说客家话和广东话。“陈清莲”是祖母给她取的名字,“莲”字是按族谱而定。陈家在金宝的祖屋是一间大屋,玛丽上学时,大部分的学校假期都在这间大屋裡渡过。

那时她的母亲是一名美发师,父亲亦忙于工作,每逢学校假期她就会被送回金宝的祖屋,与祖父母及一班同样被父母送回来渡假的堂兄弟姐妹一起生活。平日,孩子们总会跟随祖父去锡矿场;每到周末,他们都会提着凳子,一路走到金宝大街,买票入场看客家大戏。

她说:“这是一个很传统的华人家庭。即使是一起吃饭,也是男女分开的。在佳节期间吃饭,也要论辈份而坐。吃团年饭时,我们会有5、6桌的人。那时候我们在金宝的祖屋比较大。可以容下所有人。现在这间老家已经卖了,变成一间修车厂。”

陈家男尊女卑的思想直接显现在餐桌上,较美味的食物都会保留给男性子嗣,在教育上,男子孙亦享有优先权,只是锡矿场给陈家带来了丰厚的财富,足以让整代人包括女性子嗣出国求学。家族对待男女的偏差,在玛丽的心中种下了一颗叛逆的种子,随后在她赴英国留学时萌芽。

玛丽亚陈的曾祖父(黑衣)和曾祖母(穿大袍的女人)

民主初体验

虽说祖父母的思想传统,但却兼有实业家的实务。她说,在英殖民时期,英校是很多人的首选,她的祖父母都非常务实,认定孩子应该要懂英文,因此送了她的父亲去教会学校,毕业后赴英留学,虽然她的父亲的数个兄弟都受中文教育,但皆有机会出国留学。

在不断迁徙的成长岁月中,唯一不变的是她念的都是教会学校,其中包括芙蓉、巴生的教会学校,以及八打灵再也的亚松大(Assunta)学校,英语是主要的教学用语,马来语次之。

这些在英殖民时期创办的教会学校给了她民主的启蒙,她道:“老实说,教会学校对我们学生的期望和要求很高,尤其是在亚松大学校。当时学校在恩达修女(Sister Enda Ryan)的领导下,很多办校理念都反映出民主的精神,例如学校的学长和班长都不是由老师委任。我们会举办总学长及学长竞选,所有学生都有投票权。当时全校都投入竞选运动,当然我没有参加竞选,我其实并不是什么杰出的学生。”

她的整个童年没什么娱乐,直到念一年级时才有戏院,念六年级时黑白电视机才闯进她的世界,因此小时候书本是她的良伴。在她那个年代,电视上播的都是卓别林默片、印度、中文、马来文电影,英文电影很少。“对于马来文化的认识,P.Ramlee其实影响我很多,如那些他写的歌曲。此外,还有电影院的中文邵氏电影。”

1974年,完成了马来西亚教育文凭(Malaysian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MCE)考试后,她就赴英国深造。她先在剑桥完成O水平考试,接着就到伦敦大学念经济学士文凭,毕业后转攻城市规划硕士文凭。

1977年,她从剑桥去到伦敦时,越南战争刚刚结束,反战的气氛依然浓厚,当时南非尚在实施种族隔离政策,而菲律宾仍由恶名昭彰的马可斯独裁统治,世界掀起一阵反战、反种族隔离和反贪腐的风潮。

在她念兹在兹的马来西亚,自1969年513事件后推行的新经济政策无法解决贫穷问题,人民的困境催化了左派运动和学生运动,以致政府在1971年制定《大专法令》钳制学生的言论及结社自由,压制正在兴起的学生运动。尽管如此,在1974年9月打昔乌达拉(Tasik Utara)非法木屋区被政府强拆事件,及1974年从11月持续至12月的华玲农民反饥饿大示威中,大学生仍无惧地走出校园声援被压迫的人民。

随后,在吉隆坡市中心集会声援华玲农民的1128名学生却遭警方逮捕。同年12月8日,政府滥用《1960年内安法令》进入马大校园展开大逮捕,以致许多大学生深陷牢狱,有的学生则逃亡到国外,如希山姆丁莱益斯(Hishamuddin Rais)和后来成为玛丽丈夫的尤努斯阿里(Yunus Lebai Ali)。在这个大时代背景之下,玛丽感受到了时代的召唤,投身学生运动的大浪潮。

玛丽亚陈与其生命中的灵魂伴侣尤努斯,两人当时在伦敦仍是朋友,直至回国后才开始熟路交往,成为彼此生命中的灵魂伴侣。

感受大时代

玛丽当时主要是活跃于留学英国及爱尔兰马新学生联合会(Federation of United Kingdom and Eire Malaysian and Singapore Students' Organizations,FUEMSSO)。在她的大学里,学生们亦成立了马新学生组织,经常举办各式论坛,题目多样从体育到政治都有。

当时伊朗的伊斯兰改革运动兴起,在伦敦的马来穆斯林学生活跃于宣教运动(Dakwah movement),参与者大都是领政府奖学金去英国求学的穆斯林学生。

据玛丽叙述,推动宣教运动的组织是伊斯兰改革理事会(Islamic Revolutional Council,IRC)以及从中分裂出来的Suara。虽然意识形态有别,但Fuemsso和IRC及Suara这三个组织皆非常关注马来西亚的时局,因此经常聚在一起交流看法。

“就是从这些活动,我开始慢慢地醒觉。我们和宣教运动的学生一起办过论坛,互相交换意见,其中一些参与者还在(这个圈子),如祖基菲里阿末(Dr.Dzulkefly Ahmad)、卡立沙末(Khalid Samad)和赛卡玛鲁丁(Said Kamaruddin)。这些都是我们同期(70–80年代)的人物。那时候我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不一样,但是现在我们大家却可以一起合作。想法的转变,这是很奇妙的事情。”

那个时代在伦敦的马来西亚学生非常具有国际观,热切关注世界各地的人权、贪腐等议题。当时马可斯贪污渎职,与夫人艾美黛过着穷奢其侈的生活,并涉及未经审讯禁锢、谋杀等恶行,大马学生极之关注菲律宾的时局,而且还与其他东南亚学生成立了一个人权组织,声援菲律宾人民的反贪腐斗争。

提到这里,她说:“这和马来西亚发生的事情很相似,他们有艾美黛和马可斯,我们有罗斯玛和纳吉。”

“那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参与了各种不同的运动。当时的伦敦几乎每个周末都会有游行抗议。有南非种族隔离运动、巴勒斯坦课题、反马可斯运动等。我们大都在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集合。此外我也有参与一些当地的游行,如抗议外国学生学费起价、劳工权利(工作环境、薪酬)。在伦敦,只要你愿意,你一定可以接触到很多全球或在地的不同课题。”

大约在1978/79年,她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PLO)的年度代表研讨会(Annual Delegate Conference)上首次遇见尤努斯阿里。逃离大马后,尤努斯曾经流亡香港、澳洲,后来加入了当时由阿拉法(Yaser Arafat)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并参与巴勒斯坦战争长达三年。

过后他流亡到英国,并在伦敦东北职专学院修读社会学。在该研讨会上,他讲述了自己在前线作战的经验,让马新学生能具体了解巴勒斯坦的时局。他的分享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两人在伦敦只是维持朋友关系,直到回国之后他们才开始熟络、交往。

 


陈慧思,喜欢提问、观察、记录、整理甚于评论的自由撰稿人


编按:本文原拟收录于隆雪华堂妇女组筹组的30周年纪念特刊,该组决定提前在面子书页面刊登上下篇专访全文,并授权各媒体刊载,以示声援玛丽亚陈和其他扣留的社运分子。

拟议中的特刊暂定名为《她们的身影穿梭在历史里》,收录来自不同阶层女性的微观史,爬梳女性个人生命轨迹与社会动态之间的互动,预计明年出版。本文受访者家庭照皆由受访者玛丽亚陈提供。

点击:从陈清莲到玛丽亚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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