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城研究院昨晚举行“扶持政策：谁受惠？谁损失？”论坛，结果两派学者激辩，有关扶持政策是否符合道德，构成种族歧视、以及能否有效提高弱势群体的地位和促进国民团结等的复杂命题。

扶持政策（affirmative action）也被称为消除歧视行为、扶弱或扶贫政策，是一种对因种族、性别等原因遭歧视的群体，而在就业等方面给予特别照顾的积极区别对待政策。

马来西亚1971年开始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就被视为某种形式的扶持政策，唯遭批评以种族导向及在落实多年后荒腔走板，促成制度寻租与恩庇行为的泛滥。

无人敢挑战旧论述

服膺自由主义的民主与经济事务机构（IDEAS）首席执行员旺赛夫（Wan Saiful Wan Jan，档案图）在论坛上点出，即使扶持政策被宪法允许且取得成效，在道德上仍然站不住脚。

“就算你出示再有说服力的数据，辩称其有效，它始终是一种歧视。歧视是错的，道德上应该被否决，我们不能为默许歧视而找借口。”

“扶持政策形如合法化盗窃。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我们的眼前有一名富人和一名穷人。为了解决贫富悬殊，穷人被允许打劫富人，只要他抢的分量是以让两人的所得变得平等，这不就是合法化盗窃吗？”

不仅如此，他说，扶持政策实施多年后，国民现比以往更加分裂。但，无人愿意去改变这套论述，因为政治人物这样做的话会将在选举败北。尽管如此，他提醒，大马的宪法是先贤为了争取独立而相互妥协的方案，因为他们深知什么事情必须优先解决，但不意味宪法不能被改善。

缺德的是无视不均

但是，长期研究大马贫富悬殊问题的DM Analytics首席经济学家莫哈莫阿都卡立（Muhammed Abdul Khalid，档案图）反驳说，既然扶持政策是为了协助原本在社会中被歧视、贫穷和弱势群体，为何在道德上是个错误呢？

对他而言，扶持政策未必一定要以种族或需求为基础，得视情况而定。

“人类其实并非生而平等，出生在吉兰丹话望生和被剥夺土地使用权的原住民小孩，怎么可能跟其他地方的小孩生而平等呢？不去纠正这种现象才是不道德的。真正不道德的是，我们拒绝承认这点，而中产阶级还趁机去占便宜。”

”为什么马来中产阶级应该在玛拉理科初级学院（MRSM）占有一席之地呢？这是不道德的。”

种族导向未必不可

莫哈莫阿都卡立也是前国库控股研究机构研究主任和《不平等之貌：谈马来西亚族群、阶级、收入与财富》的作者，他说，政府不仅不该废除扶持政策，反而应配合打造爱心社会的口号，强化和改善有关政策。

“这不是零和游戏，更不是所谓的抢劫。”

他说，新经济政策的第一部分是要不分种族消除贫穷，第二部分才是从经济层面，尤其是教育和商业领域下手重组社会。不容置疑的是，经过多年后，我国的贫穷状况确实已获得改善，种族固打则陆续被废除。

“扶持政策的制定需考量脉脉络、时间和问题，偶尔是根据种族、性别、年龄，未必是收入和需求。比如，为了纠正公务员种族比率失衡的问题，你能说，不要从种族角度出发，提高公共服务的非马来人比率吗？”

尽管如此，他坦言，新经济政策只促成社会凝聚力，仍未实现各族团结的局面。

原住民最应被扶助

另一名主讲人前大马人权委员会副主席西蒙（Simon Sipaun）表示，大马的扶持政策由掌控所有国家机关和政治权力的多数群体，即马来人所设计和制定，并大幅度地改变了许多马来人的生活，尤其是掌握特定人脉的马来精英。

但是，西蒙说，原订在1990年完成使命的新经济政策却似乎毫无止境地延续，甚至被视为一种“永不终结的政策”（Never Ending Policy）。

“由于是以种族和宗教，非需求为基础，该政策将对马来西亚不利，即成为分裂国民、人才外流和鼓励阿里巴巴陋习的因素。加上，该政策只惠及特定种族和宗教群体，且动用公款，它通常被视为剜肉补疮（robbing Peter to pay Paul）的做法。”

西蒙曾担任沙巴州政府秘书，他说，若真要推行扶持政策，原住民是最迫切需要扶助的一群。

没签署数重要公约

除了以上3名主讲人，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纳瓦皮莱（Navi Pillay）也受邀在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并共吸引100名出席者聆听。主持人为槟城研究院的政治及社会分析部主任黄进发，林首长林冠英则发表开幕词。

纳瓦皮莱表示，联合国尽管早阐明，世人不该因种族等背景而被歧视和分成不同的阶级尽管如此，贫富悬殊的课题依存。

”你不能只赋予言论自由，无视对方饿着肚子。教育、医疗和房屋不是出售给富人的商品，扶持政策须设计来捍卫无权者的权益。南非在隔离政策期间有4000万名“黑人”流离失所，之后才通过扶持政策和宪法的修订带来转型。”

她点出，有别于南非，马来西亚不仅未签订联合国的两项重要人权公约，即：《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经济、社会、文化国际公约》（ICESCR），也没签订《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ICERD）。但是，民众可监督大马政府如何落实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目标（SDG）。

比南非缺司法独立

另一方面，纳瓦皮莱表示，推动扶持政策不能缺乏完善的民主制度，比如自由的媒体、有效的人权理事会和独立的司法制度，而马来西亚和南非的关键差别在于前者没有司法独立来解决种族歧视的争议。

纳瓦皮莱曾担任法官，她说，大马司法受制于政府的状况，对她而言是前所未闻的。反观，南非的法庭，无论是高庭或上诉庭都坚定地站稳立场，确保法治得到捍卫，比如宪法法庭曾撤销政府违宪的决策。

她举例，南非高庭近期撤销了总统雅各布祖玛（Jacob Zuma）领导的政府申请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通告。

“法院认为，总统应先咨询国会和研究允许他们这样做的相关法律。这就是司法独立的价值所在，它能为我今天听到的一切投诉伸张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