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传播学者扎哈隆表示，媒体拥有权与恶法固然长期钳制调查报导的发展，唯大马媒体教育的课程设计及媒体主管的态度也是不容忽视因素。

扎哈隆（Zaharom Nain）说，毫无疑问，若要解除对调查报导的限制，改变媒体机构的拥有权及废除各种恶法显然是有必要的。

“当讨论这个国家是否存在调查报导时，我们常倾向忘了，到底是谁拥有媒体。”

没培养学生批判思考

扎哈隆曾任职于理科大学传播学院，目前在诺丁汉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担任传播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他说，除了以上政治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其实调查报导其实非常昂贵，且不受到大部分编辑的鼓励。

“我们也要问，马来西亚是否有调查报导的传统？是否容易进行，是否有记者具备此能力？”

他说，尽管菲律宾记者长期都处于恶劣的工作环境，但仍然对新闻自由有所追求及敢于批判当权者。反观，大马的新闻学院并没有培养具有批判思考能力的记者，以抛出尖锐的问题及展开调查报导。

“相信我，你可以一辈子地等下去。但除非我们有结构和制度上的改变，否则不会有任何变化。”

他是前天在反贪污与朋党主义中心（C4）主办的“资讯自由”论坛上如此表示。其他主讲人包括该中心执行总监仙蒂亚（Cynthia Gabriel）、 资深社运分子兼学者安华费查（Anwar Fazal）、槟州民青团代团长卢界燊和《当今大马》记者刘嘉铭。

促政府主动公开数据

刘嘉铭表示，其实在缺乏获得资讯的管道下，记者连要履行报导事实的基本任务都受到阻碍，甭论去挖掘特意被隐藏起来的真相。

“别说调查报导，就算你平常要查证一个政治人物的说辞和数据都已经不容易。”

他说，尽管槟州资讯自由法赋权民众索取资料，唯政府应主动通过“公开数据”（open data）的方式公开他们掌握的资讯，别只等民众自行花钱申请。毕竟，很多时候，民众不晓得到底政府保管了什么资料。

“再说，知道此法令和机制的槟城人寥寥无几，大部分人不晓得如何使用。”

为了改善和辅助槟州资讯自由发挥功效，他建议，政府列出各部门的资料清单、培训资讯官协助公众提呈申请、降低收费、废除法定宣誓书的规定、每年向州议会汇报资讯法的运作及推广公开数据。

若不废除需修机密法

另一方面，仙蒂亚以印度为例说，官方机密法或许可以跟资讯自由法共存，但政府一定要做出某个程度的修订和检讨。

“我们非说，你要完全废除官方机密法，因为或许你需要在国家安全等方面，使用一些保密的法律。但你不能允许有关法令来凌驾一切。”

“假设你家旁边即将建造一栋高楼，你会怎么办？我肯定有权询问地方政府相关的会议记录，以了解建筑的成本和承包商等。那些东西可无关国家安全。”

她说，雪州和槟州的情况或因官方机密法变得相对复杂，因为官方机密法或逾越资讯法，而阻扰资讯的公开。

不满资讯法诸多限制

卢界燊就表示，过去官方机密法常被批评用来掩盖有权势者及政府的弊端，但当他申请海底隧道的合约时，林峰城行政议员却以受官方机密法令限制为由说，不可以公开。

“这令人感到很混淆。但结论是，槟州政府可以举出许许多多的借口来否决我们的申请。”

“对我而言，槟州资讯法根本毫无意义。特别是，他们规定要我签署法定宣誓书及宣称合约具有保密条款而不能公开。”

“你说不能公开，因为有保密条款。但你要如何解释，资讯自由法第11(2)(a)条文？该条文阐明，如果公开某个保密文件对公共利益带来的好处高于风险，那州政府有权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