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2001年1月，郑立慷入读博特拉大学第一年，刚好发生白沙罗华小事件。当时郑立慷还未接触学生运动，但看到这件事，顿感义愤填膺。他阅报得知“一步一步救白小”运动后，即孤身一人到半山芭，随着群众走路到白小，抗议政府关闭学校。

这是郑立慷的社会运动初体验。但第一次上街，他就被警方逮捕。

虽然毫无经验，郑立慷却不感害怕，反而越感愤怒。

“那时气氛相对保守及紧张，每个人都很怕警察法令，3个人一起就是非法集会，所以主办单位叫我们两个人一起走，但还是被捉。”

“警察盘问时恐吓说，我们会被踢出校，我觉得很不合理，我很生气，但也不能做什么，因为当时没认识什么人。”

受白小事件启蒙

后来，一些学运分子得知他被捕，主动联系，让郑立慷开始接触学运。除了深入了解白小课题，他也开始看一些异议刊物。

郑立慷最终并没被控，但却开启了学运，乃至后来的社运与从政生涯。

同年，郑立慷就与朋友合创博大前进阵线，让大专生有个平台关注社会课题。

“白小事件后，我认识了一些学运朋友，和他们在校外作一些实地考察，探讨社会问题，如城市贫穷等。”

“之后我们觉得仅在校外跑不够，必须要有校园组织，所以我们在校内成立前进阵线，主要推动社会醒觉，让对社会课题有兴趣的大学生有个参与平台。”

校园选举最震撼

两年后，陈家兴也入读博大。无独有偶，他第一次参加的校园活动正是由前进阵线举办，而他也因而认识了郑立慷。

他仍记得那是配合大学迎新周的活动，名为“大专精彩生涯”。他们到增江考察非法木屋区，也到瓜雪了解河流问题，还对红树林与萤火虫留下深刻印象。

不久，校园选举来临，前进阵线的学长姐找上陈家兴等人助选。陈家兴笑说，他就如此误打误撞成为助选团协调员。

“之后我踏上了学运之路，但校园竞选是最震撼的经验，因为我看到很多校园选举舞弊，包括候选人和家人被恐吓、候选人房间半夜被搜查，甚至有朋友的父母接到学校电话，说孩子参与反政府的活动。”

“校园竞选期间的种种打压，让我看到整个制度亟需改变，我也开始关注校外课题，如白小问题。在未踏入大学前，我其实很少关注政治与社会课题。”

毕业后投身社运

陈家兴是郑立慷的学弟。两人从博大开始参与学运，毕业后投入社运，在抗争路上互相扶持，最后加入公正党，并先后当上州议员。

陈家兴是霹雳新邦波赖州议员，而郑立慷则是霹雳迪遮州议员。2015年，两人在独立广场参加“抗争到底”静坐活动时，与另4人遭警方逮捕并被控阻差办公，推事庭昨日宣判6人罪名不成立。

两人昨日获得无罪释放后，到《当今大马》办公室分享十余年来的抗争路。

郑立慷大学毕业后，先在非政府组织人民之声（Suaram）担任协调员，主要负责未审先扣及警察暴力案。

而陈家兴则在毕业后到私人界打工，但工作之余也参与社运。

两人踏入社会工作后，没忘大学时期搞活动的热忱，联同其他伙伴在博大附近的沙登，组织一个平台，不时举办义务补习班、生活营、考察团及口才训练班等。

“当时我们是以沙登一所小学的校友会青年团名义举办活动。一开始我们是借场地办免费补习班，之后该校校友会邀请我们组织青年团，就算我们不是校友也无所谓。”

参政欲改革体制

数年后，一群伙伴开始谈起政治。郑立慷忆述，原先大家也没说要参政，只是探讨是否可通过政治平台来推动改革运动。

“大家希望可继续留在社运圈子，但也认为，若靠非政府组织仅能推动单一课题。而若要全面改革制度，应该进入政治体系。”

“这些不是个人决定，大家一起讨论，我们还谈及要进哪个党，约莫谈了两年。我们觉得，若在校内搞校园选举的人，毕业后却不要碰政治选举，那谁还会碰？所以，我们觉得义不容辞。”

郑立慷在人民之声服务3年多，之后辞职回去家乡怡保，并加入公正党，担任时任公正党全国副主席李文材的政治秘书。

一年余后，在野党谈判议席分配，正好务边国席底下的迪遮州席没候选人，于是由郑立慷上阵。他笑称，当时根本就是“勉为其难”。

“因为我没料到会胜，当时是2008年，公正党在2004年输到剩下一个国席，而且在野党从来没胜过那个选区。”

集体从政互监督

郑立慷决定参选，陈家兴等大学伙伴则全力助选。陈家兴还记得，当时大家设下两个参政目标，一是争取废除内安法令，二则是政党轮替。他笑称，前者已达到，后者仍未完成。

陈家兴来自雪州万挠，2008年大选完成助选后，他辞去私人界工作，接替胜选的郑立慷，出任李文材的政治秘书。

之后，陈家兴在打巴国席底下的积莪营（chenderiang）州席耕耘，准备上阵，但在2013年全国大选前夕，基于党安排，他最后在新邦波赖（Simpang Pulai）竞选与告捷。

郑立慷与陈家兴的学运伙伴也先后从政，目前仍有大约20余人维持活跃。

然而，他们说，集体从政并非为了壮胆或义气，反而是要互相监督，避免忘掉初衷。

陈家兴说，郑立慷最先当上议员，之后一群伙伴即要求郑立慷向他们申报财产。

“我们为了监督他（郑立慷），要求他向我们公开财产，这是其中一个互相制衡的方式——他必须发表法定声明（SD）申报财产。”

郑立慷直言，踏入政治大染缸，若把持不住很容易迷失，因此当时决定和社运朋友们集体参政。

“若我一个人参政，或许我很容易妥协，但若我们一组人一起参政，我就算说服自己也不一定能说服其他朋友，所以这是制衡。”

推地选集会权益

从政后，两人均感环境转变，特别是当上州议员后，必须看顾的工作与任务太多，他们发现自己已无法深入推动一些课题，只能以最简单的宣言接触最广的选民。

从政后喊的口号不能好像在社运这么“纯”，政党比较需要实践性，有些东西在非政府组织时可以讲，但在政党时不能讲，尤其你有议员身份……因为那不只影响自己也影响党，虽然你说代表个人立场，但别人还是可以说这是公正党议员，所以从政是如何在原则和策略之间平衡，而非政府组织是比较容易从纯粹的原则上出发。
——郑立慷

政党是以选票及赢选区作为考量，所以我们喊的口号及宣言是比较简单直接，例如降低油价车价，各阶层人士比较容易明白，但在非政府组织就会谈价值观及人权概念，可能比较难触碰各阶层人士，所以从政后我或得牺牲这点——教育水平的价值观，但也是要做，只是可能非优先。
——陈家兴

郑立慷强调，从事政治工作，还是需要教育人民，但跟非政府组织所采用方式和时间长短不同。

“非政府组织比较能深入谈单一课题，但从事政治工作则没有那样的奢侈时间，例如面对草根人民时，我们很难去谈比较深入的东西。”

陈家兴接口补充，这点让他感同身受。

“我在打巴选区耕耘时，当地有逾20%原住民选区，那时几乎每周会去原住民部落进行免费医药检查、派文具给小孩。其实一开始感觉很不好，就像在做一些福利或慈善组织工作。但那是最直接的方式，可以接触他们，让他们愿意坐下来听你说话。”

尽管常面对局限与无奈，两人还是尽力推动一些大学时代即深切关注的课题，尤其是地方选举和集会权益。

根据郑立慷，务边国席属下的6个新村曾举行村长选举，包括郑立慷选区的2个新村及陈家兴选区的3个新村。还有一个新村位于另一州议席。

“虽然国阵委任自己的村长，但我们还是办村长选举，让村民知道即使没有政府资源，也能有民选村长。我们也关注集会权力，我们很多次被捕都是因为集会，我们认为集会本来就无需向警察申请准证。”

最难忘学运社运

从学运到社运再到从政，身份几经转变。虽然政治生涯充满挑战，但郑立慷与陈家兴最难忘的，还是从政前的学运与社运旅程。

对于陈家兴而言，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大学最后一年的校园选举。当时，他协助学弟黄思敏竞选，由于校方采用电子投票方式，他们杯葛选举，最后他和学弟被校方提控7宗罪。

“我和学弟黄思敏一起被校方提控，当时是有点担心，整个大专院校气氛很紧张。”

“在听证会审讯当天，还有轻型镇暴队进到校园，第一次面对如此高度的打压，异常难忘。最后的结果却是无罪释放——当我在几个月后毕业时，校方给我一封信说，我的控状正式被撤销。那是学生的胜利。”

黄思敏后来也加入公正党，目前是吉打峇甲亚兰州议员。

至于郑立慷最难忘的经验，则是在人民之声工作时，遇到安邦再也市议会要拆甘榜伯仁邦（Kampung Berembang）非法木屋区。当时，他也去参加了护村运动。

“拆的时候，我们拉起人墙，我隔壁是十多岁的马来女孩，当警察把我拉走时，我记得她去骂警察‘makan babi’（吃猪肉）。”

“那警察是马来人。其实‘makan babi’的应该是我，但因为我和他们站在一起……当然‘makan babi’说法很种族，但我想这种根深蒂固的种族论述，可通过跟他们站在一起而打破。”

另有一次，同样是在人民之声工作时期，郑立慷负责扣留所死亡案。当时，死者母亲前来人民之声办公室投报，郑立慷负责笔录，却也跟着她一起流泪。

“讲到伤心之处，她一直在哭，我也边写边流泪，因为我也是忍耐不住，过后我甚至被迫暂停笔录，需要到后面哭一哭，抹一抹眼泪才出来。所以，那也相当刻骨铭心。”

“政党只是工具”

郑立慷与陈家兴参与过无数次集会，陈家兴曾被警方逮捕6次，郑立慷则被捕7次，但“抗争到底”静坐活动却是两人首次被提控。

“抗争到底”运动是由在野党青年团与青年非政府组织于2015年成立，以声援被判肛交案罪成而入狱的公正党实权领袖安华。当年3月至5月期间，他们号召每周末集会，更于3月7日举办大集会，获得万人上街挺安华。

大集会结束后，不少社运分子及政治人物被捕，郑立慷与陈家兴等人因而在独立广场静坐，以抗议全国总警长卡立滥权，最后因阻止吉隆坡市政厅执法人员拆除“革除总警长”布条而被捕及被控。

除了革除总警长案，郑立慷也因参与抗争到底集会而面对另一宗案，即被控抵触和平集会法令。

对于两人昨日被判无罪释放，郑立慷表示始料未及，因为此前推事已宣布他们表罪成立，而他们已作出最坏打算。

此案审了两年，陈家兴则是暂松一口气。但他认为，相对于两年前，当局如今更为严打集会与言论自由，未来工作显然越加严峻。

回顾此案，虽然一些支持者担心两人罪成而失去上阵或议员资格，但两人却毫不后悔与担心。

当初我们参政是为了冲撞体制，不怕被控上庭而失去议员资格。无罪释放当然很好，但还是会有下一宗，就算此案被判有罪，难道下次我就不参加集会吗？不会，我还是会参加集会，因为最重要的是四个字，莫忘初衷，当初参政是为改革，而非把自己改变成更保守。
——郑立慷

当初我们的目的是废除内安法令及促成政党轮替。厘清这点后，对我们而言，政党只是一个工具，以达到我们的目标。若今天我们不用这个工具，我们可用另一个工具，所以当议员只是一个途径，最后若失去了工具，我们可再找别的路去做同样的东西，因为这不是一个选项，而是一个责任。
——陈家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