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50年国家转型计划（TN50）昨日到吉隆坡秋杰社区与城市边缘人对话，戒毒者感叹政府缺乏支援制度，令他们面对各种问题。

这些问题如难以觅职、雇主欠薪、遗失身份证却难申请，甚至在过渡中心时被别人看成是“怪物”。

他们也不满社会称呼他们为“前”吸毒者，令他们感叹，就算已戒毒似乎也脱离不了“吸毒者”标签，因而常受到不公对待。

他们要求政府设立更完善的支援制度，协助他们重生。

没有高官大舞台

这场TN50对话会是由大马青年理事会（MBM）与青体部联办，昨晚在秋杰一间店铺楼上举行，那是非政府组织大马真诚社区福利协会（IKHLAS）的中心。

青体部没有派代表出席，对话会由大马青年理事会宣传主任莫哈末里占（Mohammad Rizan Hassan，见图）主持，获得70人出席，多数是戒毒者或正在戒毒中的人，当中一些也是露宿者。

现场空间窄小，不如其他TN50对话会般有圆形舞台、大荧幕及带着移动式麦克风的高官。

没身份证难治病

52岁的傅兹雅（Fauziah Abdullah）是现场为数不多的女发言者，过去40年她深陷毒海，如今戒毒后却仍过着颠沛生活，由于没有身份证，她控诉自己无法到政府医院治病。

傅兹雅在12岁时被父母送到马来家庭收养。她说，由于亲生父母当时没有交出报身纸，因此养父母无法为她申请身份证。尔后，由于不堪收养家庭恶待，她于13岁离家出走，之后染上毒瘾而与毒品拉扯40年。

说起过去生活，傅兹雅（背对镜头者）一度哽咽落泪，莫哈末里占在一旁安抚。

“我有心脏病和高血压，由于没有身份证，我无法到政府医院治疗，现在我也申请不到身份证，因为我没有报身纸。”

“毒品带给我许多影响，我也失去了家庭，我不曾见回我的亲身父母。”

傅兹雅如今在附近一带租房，并以做散工维生。

“我们不是怪物”

42岁的纳沙鲁（Nasharul Nasir，见图）在戒毒中，过去吸毒10年，他说，戒毒者离开戒毒中心后，在找工或安顿自己前，理应有过渡中心（tempat transit）让他们短暂借宿。

但他控诉，过渡中心不只少得可怜，允许逗留期限也很短，当有人前来过渡中心考察时，他们更被迫“给人参观”。

“当我们想要重新生活时，却缺乏过渡中心可逗留，一些只让我们住两周或一个月，如此短时间内，我们如何找到工作？”

“我们也被迫出席中心的活动，当有人来参观时，我们好像是‘旅游产品’或‘怪物’般给人看，我们没有隐私。”

纳沙鲁如今在怡保路的一间过渡中心借宿。他说，该中心暂时答应让他找到工作后才离开。

不要“前吸毒者”标签

沙菲安（Safian）曾出入戒毒中心多次，他如今在国家清真寺一带露宿街头，他控诉，虽找到工作极力融入社会，雇主却欠薪，导致他没钱开饭。

他强调，先前的黑暗史已成过去，他们理应获得和其他人同等机会，而非遭遇不公。

“但现今的制度，导致一些人重新坠入毒海，一些也遭雇主剥削，没付薪水。”

依鲁斯（Idrus）也附和沙菲安的看法。他说，当社会人士甚或警方知道他们有吸毒前科时，就会投以异样眼光。

“当提到‘前吸毒者’字眼时，就算已经戒毒20年，人们还是会以为我们仍涉毒。我们不要‘前’字眼。”

要求设女性过渡中心

大马青年理事会代表诺阿玛（Noh Akmar Ali，见图）则要求政府，设立女性过渡中心，以便离开戒毒中心或监狱的女性，能有个地方短暂安顿。

诺阿玛经常协助边缘人，她说，其组织获得足够资金以设立女性过渡中心，惟向政府申请成立时却难以获批。

“当我们在监狱中办讲座时，她们（女囚犯）问道：出狱后该何去何从。”

她指，由于没有过渡中心，多数只能找回以前熟悉的朋友，因而重新坠入毒海。

她说，政府的支援制度不应只是精神援助，也应设立设备，那才能具体协助边缘人。

大马青年理事会表示，将把对话会所集得的意见与建议呈给青体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