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银行3月份发布的2016年年度报告揭露，2015年有27万名24岁以下的年轻人失业，占总失业人数的61%。加上大马长期严重依赖移工，社会普遍上产生一种本地人被移工“抢饭碗”的忧虑，但这是否符合事实？

政改研究所（KPRU）的执行总监王维兴认为，移工辅助劳力市场，或对本地人构成竞争的说法均有属实成份，且可以不断去辩证。

但他认为，若政府真将移工人数限制在15%，腾出空缺给本地人就职兼改变人力资源政策与薪金制，如创造高技术的自动化工作岗位及允许移工组织工会，那就能鼓励良性竞争，摆脱薪金受压抑的现象。

他是昨晚在公正党马章武莫州议员李凯伦服务中心举办的青年就业论坛上，如此分析。其他主讲人为槟州职工会秘书维拉耶（K Veriah）、上议员西蒂艾莎（Siti Aishah Shaik Ismail）和经济研究员黄德钦。活动共吸引近50人出席，主持人为李凯伦。

受高教青年事业居多

王维兴（见图）一开始从宏观的角度分析说，全球各国在2007年金融危机后债务高企，包括国债，企业和家户债务。为了克服此现象，多数政府选择调低银行利息，鼓励企业增加投资及聘雇，唯此举非万灵药。

他举例，日本曾在“失落的世代”采用此措施，可惜就业状况依然停滞近10年不见好转，令人好奇为何企业没积极投资。结果发现，原因在于许多公司原本就债台高筑，赚取的收益均优先用来偿债，不是重新投资和制造就业机会。欧洲的状况虽较成功，唯问题依然存在。

“2007/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青年失业率在2016年估计高达13%，比全球整体失业率超出2倍。”

“在马来西亚，2015年的青年失业率估计有10.7%，2016年则维持在10.5%或27万3400人。这个数据，比全球国整体失业率超出3倍。在失业的青年群中，又以受过高等教育者居多。“

私人投资减引发裁员

王维兴说，大马截止今年4月有1490万劳动人口，劳动人口参与率为67.7%。与此同时，大马如今共有1440万人就业及51万1900人失业。失业者比2015年的45万300人和2016年50万4100人高，而且青年占了一半。相对于2015年的3.1%，失业率已提高0.3%至3.4%。

“基本上，工作机会是由政府或私人界创造。首相纳吉2010年推行经济转型计划后虽一度刺激私人投资，但隔年瞬间失效。根据国家银行，从2013年至2016年期间，我国的私人投资成长已连续4年放缓，分别只有12%、11.1%、6.4%和4.4%。”

随着私人公司因产品缺乏需求而关闭、原料价格上涨而迁厂、顺应技转型改用机械取代人工、经济不景导致公司重组、囤货过剩而减产及引发一系列并购，许多工人纷纷被辞退，而裁员潮严重冲击的领域包括了制造业、批发与零售业、金融与保险业、石油工业及运输业等。

不仅如此，他说，后消费税的经济正经历衰退和丧失动力，肩负救市的政府因连续20年财政赤字，无法拨出更多开支。加上一马公司案影响借贷信誉，大马经济在市场的信心深受打击。民众方面，消费税加重了通膨压力，迎来更高的生活成本。接踵而来的挑战则包括，如何争取合理薪金和面对经济移民、裁员与赔偿额、失业和就业保险的问题。

可腾出151万份工作

论及移工在大马就业状况，王维兴说，1999年大马只有40万9660名移工，2016年有186万6000人。尽管人数在6P漂白政策后一度下跌，但2013年就回升至225万322人。

“对于移工的真正数据，其实有几种估算法。第1种是按照部长2016年12月14日的说法，10名移工中只有3人是非法的，意味有200多万人。第2种估算是一对一，即总有373万2000人。第3种是一对二，总共559万8000人。”

“我国2016年的人口为3170万人，按照公民占2840万人（土著1948万人、华裔665万人和印裔199万人）和非公民330万人（300万为移工，30万为移居专业人士）的比例，数据挺接近第2种估算的373万2000人。“

”我国2016年的劳动人口为1478万9000人，如果政府真的把移工人数限制在劳动人口的15%，那就是221万8000人。若从现有的373万2000名移工扣除目标的221万8000人，其实我们尚可以腾出151万4000份工作给本地人。”

检讨对技教的重视度

但对王维兴而言，这仍不足以解决本地人的失业问题。毕竟，腾出来的151万4000份工作若属于3D领域的工作（肮脏、危险及地位低贱），本地人未必愿意填补。

为此，他建议，使用自动化等方式重新包装和塑造工作的性质，并提供职业晋升机会，让一些岗位成为一份专业而非“苦力”。比如，长途巴士司机经常在意外事件后背负一切罪名，唯当局须先了解其劳动条件和待遇，同时让他们看到未来的升迁可能。

同时，他说，大马有必要重组薪金制，并重新诠释学术与技术教育的定义，及对两者的重视度。但他亦提醒，引入移工固然是政策驱动的措施，但实行层面往往受到党国资本主义的既得利益者所影响。

“高度依赖移工导致工资被压抑，被视为大马经济深困在中等收入陷阱的主因。但移工的工作时间极为冗长，薪金涨幅非常低。我们应该允许他们组织工会，提高集体谈判能力；本地工人则必须允许成立工业工会，不是工厂的内部工会。”

维拉耶：工人即工人

槟州职工会秘书维拉耶（K Veriah，见图）表示，大马若不完全停止聘雇移工，至少需有限度地限制。唯他坦言，这是个不容易解决的大课题。

“官方数据宣称，我国大概有200万名持证移工；根据其他研究，无证移工的人数为两倍。换言之，我国的移工总数可能高达六七百万人。持证者尚可以控制及采取特定的措施，无证的就成问题。”

他认为，引入移工仿佛是政府和雇主联手推动的一项社会工程，最初涉及的领域为种植和建筑业。但他回顾历史说，当年在矿场和橡胶园贡献血汗的移工其实有份参与马来西亚的建国发展，人们应心存感恩。

“对工会而言，工人就是工人。他们对经济发展有贡献，我们就要捍卫他们的权利，不管他们是否公民，合法或非法。问题在于，他们常被资本家利用和剥削，甚至沦为贩卖人口活动的受害者。”

把人口贩卖活动比喻为现代的奴隶制的他批评，这种黑市经济将人口视为可以交易的货品。但他好奇，既然以军法治国的泰国都已陆续针对人口走私案的逾百名被告，包括将军级人物定罪，被视为奉行民主制的马来西亚自前年在旺吉连发现上百个乱葬岗至今，为何仍不见有官员被制裁。

全民就业未反映实况

维拉耶也点出，曾有3名部长坦承的薪酬停滞，数据则显示每年的薪金平均涨幅为2%，同期生活费却不断攀高。尽管官方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总是低于3%，但就连前部长冯镇安都曾直言，消费者物价指数被压低，无法反映实况。

“再说，假设我国有1300劳动人口，其中有700万名为移工（而不能加入工会），你要如何去谈判呢？有言道，人数就是强权，可我国不鼓励参与工会，只有逾8%工人加入，我们甚至曾耗时29年争取成立一个工会。如今要组织工会，至少都要花上两年。”

他说，由于失业率低于4%，常被视为全民就业。实际上，许多从事非正式行业的人士并未充分就业。尽管政府已推行最低薪金制，若将通膨、消费税和马币贬值等因素纳入考量，所得仍然入不敷出。

“你不必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来了解这些，偏偏政府自以为比较懂。我们曾建议，他们每年检讨最低薪金的标准，但最终没有成事。”

“可别忘了，把工人抽离后，这个国家的经济就什么都不剩。除了神造之物，若没有工人，世上的所有东西也都将不存在。”

大学生不具受雇条件

西蒂艾莎（见图）认为，政府原本制定的移工政策颇为明确，即只规定在某些领域开放劳力市场，而各领域的招聘者需先向政府的“JobsMalaysia ”网站登记，优先寻求本地人填补空缺，唯如今多数只有信息科技公司这样做。

她也奉劝，政府要了解劳动市场的需求，别盲目和民粹主义地拼命栽培大量所谓接受高等教育学生，但投身职场时却不具备受雇条件。

黄德钦指出，2000年至2015年的失业青年人数不断增加、年轻人的薪金涨幅微，同时移工人数却不断增加，确实难免引人质疑到底大马的经济模式惠及了青年或移工。

“2000年起，20岁至24岁的年轻失业者逐年增加，以致2015年有约20万人，其中许多是高学历者（大学和学院毕业生）。通常大马经济好时，失业的青年会减少，比如在1982年至2000年期间。但2000年后，经济好也无阻青年的失业人数增加。”

“薪金涨幅方面，2007年有93%的大学毕业生工资低于3000令吉。到了2015年，却仍有69%的工资低于3000令吉；学院文凭持有者则分别有81%和69%的工资低于3000令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