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8个月，加内甚（Ganesh）都在街上流浪。大部分的日子，他都坐在富都城市转型中心（UTC）一带的行人道上。

每天，加内甚看着轻快铁穿过人民广场（Plaza Rakyat）。而上月起通车的双溪毛糯—加影捷运一号线，也带动了这一带的人潮。尽管这些耗资数亿令吉的发展计划不断改变吉隆坡的城市面貌，但加内甚的生活作息却没有很大的变化。

白天，他会到联邦直辖区伊斯兰理事会（MAIWP）官员派免费食物的地方领取食物，这可能是他一天当中的唯一一餐。夜晚，他必须躲避执法人员，以免成为被“扫街”活动清理的对象。

这天，下午1点左右，《当今大马》记者在加内甚生活的一带和他碰面，直辖区伊理会已派完100包食物，正准备离开。

“他们来派食物，为什么他们不问问：‘你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街友）并非要钱。”

“我们有技能……为什么他们不说：‘我们会为你找工作’？”

坐了30年牢

51岁的加内甚，在新邦令金监狱坐了30年的牢，已学会制作西装和其他服装。他说，自己想要的，只是利用在牢里所学技术来赚取生活费。

“我会画草图、剪裁和缝制整套衣服。”

“我还需要睡在街上多久？警察时不时就会来打扰，把我们带走。”

“我在监狱原本拒绝学习，但现在我可以说华语，我也可以说英语，为什么人们就不给我们机会？”

加内甚（见图）说，他早前看见《当今大马》访问直辖区伊理会官员，就主动接触记者，希望能让更多人了解到，他们需要的不仅是食物和衣服，而是有机会继续他们的人生。

“我坐在这里，看见人潮从轻快铁上上下下。”

“我也希望可以搭乘轻快铁或新的捷运……不过，现在你不给我机会工作，我该怎么办？”

他感叹，社会人士及自己的家人，都对有犯罪前科的自己充满刻板印象，而他也并非独特案例，许多街友也都面对同样问题。

“无论我到哪家店，我看到外籍移工有很多工作机会，为什么？我想要知道。”

“为什么我们自己的人却被边缘化了？有钱人越来越有钱，却有更多人活在街上。”

30令吉换选票？

他抱怨说，外籍移工的生活比自己更好，而他只有一件衣衫。不过，他认为自己仍然比他人幸运，有些年轻人甚至为了忘却痛苦而陷入滥用毒品的泥沼。

此外，加内甚也揭露，会有人提供街友30令吉或50令吉，以换取选票。

“你是摧毁我们的人，当你给我30或50令吉，我必须坦承，你倒不如直接把我送回监狱，就没问题了。”

“但我们要以这样的方式生活多久？”

他说，前一天，吉隆坡市政厅官员开着卡车，将街友“像垃圾一样”丢弃。他抱怨说，政府目前的政策，只是扩大贫富差距。

“他们（执法官员）来，将人放到卡车上将他们载走……为他们验尿，而之后又再释放他们。”

“这些人之后又回来，坐在原地。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试试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可以工作？”

执法人员“扫街”

2017年东南亚运动会将在吉隆坡举行，不少社运分子和公益厨房（soup kitchen）志工发现，在各大国际活动举办时，政府执法人员特别针对流浪者和无家可归的人。

其中，“街头厨房”（Dapur Jalanan）负责人说，其志工发现，8月1日凌晨有一场“扫街”行动，多达30名隆市政厅和福利部官员围捕街友。

街头厨房发表文告说，街友不该被当成罪犯，他们要的仅是继续生存。

“他们（街友）遍布在城市各角落，因为他们皆是政府体制的受害者，国家仅一味要成为发展国家。”

街头厨房在近期在吉隆坡戏院街（Jalan Panggung）举办开斋节街头庆祝活动，让所有人来享受食物和节庆。

文告说，执法人员围捕街友，并把他们带到新古毛（Kuala Kubu Baru）的国民服务营区三个礼拜。

让街友有临时居所

而社运分子阿兹米（Syed Azmi Alhabshi）说，政府和志愿团体都努力做了很多事，不过根本问题是需要在重新思考《1977年赤贫人士法令》（Destitute Persons Act 1977）下的“无家可归”（homeless）定义。

“‘无家可归’者，就是没有家，所以重要的是让他们有临时的安全居所。”

他也声称，自己曾到国民服务营区去探视街友，也准备好协助他们获释。

阿兹米并未大力抨击执法机构，他说，想要帮助街友的人，可以试着为街友寻找合适的工作和永久庇护所。

“要为他们争取权益，而只是让他们睡在街上，并不是个合适的办法。”

而对加内甚而言，继续留宿街头也并非他的未来计划。他希望，能够成为一名裁缝师，也已准备好接受任何工作，让他有一天能和家人团聚。

“我的问题，是我自己的问题。”

加内甚强调，他所说的，仅是希望能帮助其他面对相同处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