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

国行炒汇案皇委员听证会迈入第二天。一名前国行内部稽查师反驳前助理总裁阿都慕拉卡立（Abdul Murad Khalid）指，国行没有机制监督外汇交易的说法。

供证的内部稽查师王友森（Wong Yew Sen译音）是从1971年开始在国行服务，直至2003年才退休。

他称，国行其实有监督外汇交易的委员会，即外部储备委员会（ERC）。

尽管如此，他留意到，经理级别的交易（management deals）没有注明交易数额的上限。

只注明交易员的上限

王友森是听证会的第4名证人，他引述稽查结果说，外汇交易员被允许的交易限额为1亿2500万美元，他们可以决定是否要进行某项交易。

“至于首席交易员（chief dealer）和经理级别的交易，他们的上限却没被阐明。”

早在今年初，阿都慕拉卡立就曾透露炒汇案损失金额达100亿美元，但无人曾因为这宗“世上最大笔的亏损”案被调查。

他在分享国行外汇交易的内部运作时宣称，巨额的转账并没有妥当地存档，只有一名国行高层和一名初级员工拥有一切的交易记录。

不确定报告是否被改

与此同时，王友森说，1992年进行的一项稽查发现，当年外汇交易亏损了85亿令吉。

他知道，国行拥有一份关于外汇交易的书面政策，但不够全面。他认为，国行确实有一套针对外汇交易的制衡系统，唯只限于交易员。反观，副经理及经理级别的交易方面就没明确说明。

“我也不确定，国行的年度财务报告是否被篡改，以隐瞒国行的外汇交易损失。”

“该项稽查的目的，并非要鉴定亏损的总额。”

不知有没其他报告

菲查曼在他的供词中指出，交易员会在一本记事簿中纪录他们的交易，之后再交给首席交易员签名。至于管理层，他们同样会以管理层的名义把交易记录在记事簿中。

“记录簿是最终的报告，并会经常放在交易房内。除此之外，我不晓得还有什么其它的报告。”

较早前，国行基金经理兼外部储备委员会秘书依莎尤索夫（Essah Yusoff）表示，是她负责为交易员制定交易限额。

但对于皇委会抛出的各项提问，身为第5名证人的她频频说，“我不记得了”。结果，皇委会主席西迪哈山都忍不住说，不知为何她可以将一切抛诸脑后。

回想不起情有可原

尽管如此，马哈迪律师哈聂夫（Mohamed Haniff Khatri Abdulla）在听证会结束后表示，依莎尤索夫的反应无可厚非，毕竟炒汇案发生在30年前。

“你能否准确地记得，3天前发生的事？5年前的呢？”

“他们（证人）已尝试去回想。他们无法记得一些细节，就算报告摆在眼前。”

“同样的，最终也不会有一个结论显示，其实真正的亏损比申报的来得多。”

预计亏损313亿令吉

炒汇案皇委会听证会在7月15日展开，预料在3个月内完成报告，呈交报告给国家元首。

国行炒汇案发生在马哈迪担任首相期间的1980与1990年代。国家银行当时投入外汇市场，但却因为和交易失利损失惨重，被指亏损了313亿令吉。

皇委会的职权包括：鉴定国行是否真如指控般，在1990年代的换汇交易中亏损，乃至它对国家经济的冲击；

此外，他们也受托鉴定，国行的换汇交易是否抵触1958年中央银行法令或其他法律，以及隐瞒事实及误导内阁、国会和人民。如果该案直接或间接涉及者隐瞒亏损事实，则建议采取适当行动及补救措施，以确保事情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