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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丽玛的“男人四十”变身任务:访Aliran首位女掌舵

【今人物】告诉你属于他们的故事

1977年8月12日,7名对国家前景抱著忧患意识的公民,创办了槟城其中一个最老牌的跨族非政府组织——国民醒觉运动(Persatuan Aliran Kesedaran Negara,简称Aliran)。

那是个后513冲突事件的年代。新经济政策出台、种族间的裂痕待修复,在野力量被收编而处于半真空。在政治氛围混沌不明,两线制成形无望的局势下,国民醒觉运动绕过政党政治,推动民间对公正、自由、跨族群团结和问责等议题昌言无忌,为长远的社会变革,播下思想的种子与理想憧憬。

历经40年的实践与抗争,这个步入“中年”的组织去年11月迎来了首名女主席柏丽玛德瓦拉(Prema Devaraj)。

《当今大马》和她约在日落洞的办事处,一栋3层楼高的独立式洋房内访谈。

茅草行动激发参与

尽管家庭的熏陶和目濡耳染,塑造了其日后的人生观,真正激发柏丽玛踏上社运之路的是,30年前引爆的1987年茅草行动。

“大逮捕时,我正在外国修读博士学位。许多被扣留者是我熟悉的脸孔,他们绝不可能威胁到国家安全。”

“我的行动主义(activism)始于此。那段日子,我尝试平衡和游走于两个身份。一是在研究室里做实验的科学家;另一个是人权工作者。”

留英10年,她先后完成了1个博士学位和2个后博士研究。期间,除了接触在地人权课题,亦没跟大马的时局脱节。1997年,她偕同丈夫和长子,重新回到马来西亚这片熟悉的土地。命运似乎冥冥中有所安排,让她赶上了风起云涌的烈火莫熄时代。

回想起来,她说,社运的洗礼是一连串的经验累积,从茅草行动到烈火莫熄、废除内安法令运动、EO6、2004年至2013年的三届大选,而非单一事件炼成。其中,亲身参与及跟当事人的互动,为她带来巨大的冲击。

比如历历在目的2010年,槟城公民团体配合内安法令立法50周年,在旧关仔角号召烛光集会,施压政府废除该恶名昭彰的恶法。闻讯而至的警方大费周章地封锁了周围的道路,活动中途,一群滋事分子更企图以暴力迫使群众知难而退。

集会以镇压告终。眼见警方禁止群众点蜡烛、逮捕数名亲密战友,柏丽玛回家后,写了一首诗:“蜡烛和枪械”,抒发悲愤的情感。

“当我感受到某件事影响我时,我就忍不住要挥笔,这些事都打开了我的眼界,不止是抽象的压迫理论,是你具体亲睹的一切。”

忽视标签只想贡献

返国后,柏丽玛举家定居槟城,并加入以槟城为根据地的2个人权组织:妇女醒觉中心和国民醒觉运动。

其实,她早在十几岁时已通过母亲接触妇女醒觉中心,该组织专注处理女性的家庭和性暴力议题,有别于从宏观框架介入人权议题的国民醒觉运动。

“两个组织,给我截然不同的经验。一个是充满活力和讲究亲自动手处理案件的女性组织,有众多职员和活动,直接跟被虐待的受害者和政府机构打交道,比如医院、警方、福利部和法庭,也跟学校的儿童相处、为他们办活动。”

至于国民醒觉运动,则以严肃的学术文章、人权论述和学者社运人(scholar-activist)见称。

“我刚加入时曾琢磨,到底要扮演什么角色,因为我不以学者、学术人员或社运份子自居。那些纯属标签,我只晓得,那个时候是烈火莫熄,我要加入做点东西。”

从1980年至2014年,国民醒觉运动耗费庞大精力和资源在出版《激流月刊》(Aliran Monthly)。该政论杂志从期刊蜕变至季刊和月刊,并在1997架设网络版。供稿者均属义务性质,未领分毫稿费。

历任主席和执委几十年来,努力不懈确保刊物持续出版的坚毅,令柏丽玛惊叹和敬佩。但她点出,虽然女性活跃于妇女组织和大马妇女联合行动组织(JAG),但在其他组织和领域却相对缺乏女性参与者。

昔日,国民醒觉运动的执委阵容中,也只有两三位女性。

而同时活跃于以上两个组织,有助于她更具体把女性议题置放在更广阔的人权框架中思考。

“很多人谈人权时,都会拿女性议题来装门面。先提环境、医疗、难民等后,才顺口说保留一个环节给女性。其实,我们要做的是把性别观点主流化,意味,你要在不同的领域纳入女性的观点。”

思索与新时代接轨

除了迎来首名女领导,迈入“中年”的国民醒觉运动也正思索如何与新时代接轨。

继《激流月刊》纸本2014年停刊,全面转向数码化的网络版,他们现把重点放在接触年轻人身上。在今年的检讨中,他们就谈到如何转型,而继续关乎宏旨。

“审慎的思辨、分析和书写,是我们的专长。我们不是,也没能力成为动员者,率众上街示威。我们专注于按照组织的理念去剖析、写作和分享替代叙述。但我们要如何传承给年轻的一代呢?”

为此,一个名为“接触青年”(Reach Out To Youth,简称ROTY)的计划诞生了。3个配合行动分别为协助青年成长、主办写作工作坊和电影分享会。

柏丽玛说,一旦有青年组织邀约担任分享人、寻求咨询或讲座,他们都乐意合作。比如,最近天主教校园事工教会(Catholic Campus Ministry church)的800名学生被分派到槟城的不同非政府组织考察,包括探访疗养院、难民、妇女醒觉中心和国民醒觉运动。他们有五六人参与,跟学生相处。最终,总共为大约400名学生分享了观点。

青年作家工作坊不是新项目,他们曾办过系列培训,今年计划主办2场,至今已完成一场。至于电影分享会,他们会定期每两个月播放,由年轻人为年轻人挑选的电影。

从电影播映会中,他们发现,时下年轻人热衷环境课题。因此,他们本周末将带领15名年轻人到公巴登山和考察海岸。“感谢上苍,我竟还可以爬山”,她笑说。

“我们将让他们亲自去观看海岸的状况,了解填海后将如何造成影响。一个地方难保持不变,你需要发展。但我们会讨论,到底我们要什么形式的发展,谁做决定?你要了解,你在这里做的东西如何影响其他地方?所以,我们不是向发展说不,我们说,思考一下你要的发展模式。而与其给讲座,我们邀请他们一起走走。”

清空了旧杂誌存库

另一方面,随着杂志上线,国民醒觉运动盼能催谷点击和阅读率。

他们正接洽作者供稿和出版电子快讯,维持每两周有新稿的产量。此外,网站不乏长篇的分析文,比如前主席兼政治学者罗国华最近撰写了一篇探讨中资的文章,财政兼著名部落客阿尼尔(Anilt Netto)则负责管理面子书专页。

如今,国民醒觉运动的网站每天有约1000名不重复访客(Unique Visitors)的浏览量。

“今年,我们在4个月内收了3名实习生。在他们帮助下,我们回收了所有旧杂志,制成合订本来收藏、参考和出售。每一期的杂志,我们只保留二三十本,你去楼下看,其余都没了。”

“这是个庞大的数码化工程。他们原本囤积在存库,乏人问津。既然阅读习惯低落,加上年轻人觉得杂志的遣词用字深涩难懂,不如扫描放上网,永远保存起来最好。”

改以协作方式运作

除了对外伸出触角,国民醒觉运动也盼会提高员参与度。唯碍于早期的会员平均年龄偏高,他们仍积极通过活动,拉拢新血加入。至于身为核心的执委,柏丽玛说,他们有约半身在吉隆坡,活跃于不同组织,如大马行动方略、净选盟和槟城论坛,并跟人民之声和伊斯兰友好协会(IKRAM)合作。

“我们的运作倾向于协作方式。国民醒觉运动可能被视为最早成立的人权组织,但随着时光流逝,许多新组织都很活跃和享有盛名,这是一件好事。未来的路,是要告别山头主义和摒弃竖井心理(silo)的工作心态,跟不同组织建立团结互助的关系,然后,身在不同组织的执委可以推动不同的议题,比如我会倡导女性的课题。”

尽管如此,她说,组织上下都认同,要培养第二和第三线的领导者、年轻人、女性和国语写作人。

“我们能写(国语),唯需翻译,能发掘年轻的新观点最好。组织也需要资金,我们一直都没接受外国金援,只通过公众和常年晚宴筹款。”

“偶尔,我想到,底我们做了什么。然后才察觉,作为一个义务性质的团体,其实还蛮不赖的。”

担心对多元缺容忍

见证马哈迪的威权统治到308政治海啸,柏丽玛说,困扰这个国家的贪污滥权弊端,仍然值得关注,而物价高涨令民众生活疾苦、经济、房屋和医疗服务的状况,同样令人担忧。

但在另一个层面上,她特别关切,国内对多元化的低容忍程度,无论是在性别、族群或宗教上。

“我们的容忍度似乎很低,尽管大马不是唯一面对多元化冲击的国家,全球各国都有类似的问题。毕竟,如今有许多越境移动,人口频密迁入和移出。我们在这个斗争中不孤单,要思考的是如何处理不同的声音、观点和生活方式。”

“优越感的概念,不该被允许滋生。千万别觉得,某个群体比其他人优越,也不该反复灌输对另一个群体的仇恨。我对此忧心忡忡,我们不仅要提高醒觉,也要养成一个不歧视的操守。多元,不能成为歧视别人的藉口。”

“与此趋势同时蔓延的是,诉诸多数暴力和武力恐吓。我们称之为强大的多数,比如我们2万人说,不要你主办某个节目。我们要警惕,别沿着这个路线发展下去。除了贪污和高昂的生活费,这方面的紧张关系有目共睹,我们得寻觅一种方式来接纳和拥抱多元。”

对原则要身体力行

从30多年的参与中,柏丽玛充分意识到,推动转型的改变是个漫长,甚至是煎熬的过程。没有捷径,偶尔甚至不进反退。

“你要不断地推动,到了一个临界点就会有改变。我认同,社运份子偶尔会疲累、感到意兴阑珊。无所谓,歇一歇,但要归队。若不继续去推动,则不会改变。”

“你要热衷和由衷地从事有关工作,同时要具备同理心。享受工作之余,身体力行去贯彻自己高谈的原则。你可以满口都是口号,但最好确保在待人处事上,运用相同的原则标准。”

“非政府组织不能只单向地要求别人问责,自己也要问责。批评容易,但你要设身处地,以身作则。这是我要给所有政治人物的讯息,无论是朝野。”

“除此之外,别过度顾虑标签说,到底你是否一名女性主义者、环保份子、领袖、社运份子或学者。不要为此操心,继续做你眼前的工作,马来西亚仍需要下很多的功夫,只管去做吧。”

资讯传递產生剧变

柏丽玛在访问上也很有耐心地分享,公民社会和社运在短短几年之间的变化。其中,资讯的种类、规模和传递方式的剧变最为显著。

“单单是活动宣传方面,就告别了昔日设计和分派传单的日子。如今,只需交代实习生或友人草拟电子传单的内容,弹指之间就可广泛传播。你不再需要在公寓的楼梯爬上爬下,一层一层去分派了。”

“以前,我们在透明胶片上写字开讲,若掉到满地就麻烦了。不然,马克笔迹可能沾到别张胶片上,甚至带错透明胶片。如今,凡事都可以在电脑内解决。布条等宣传材料唾手可得,且变得越来越先进。”

就算是沟通和讲座形式也产生了颠覆性的转变,“之前我们为某个讲题准备三四张纸,如今要搭配资讯图表。年轻人不想阅读,你得很有组织性地在5分钟内告诉他们问题根源。”

她察觉到,靠啃完一本书来掌握意识形态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方便消化、浅显易懂的浓缩版材料。

“他们不肯听长篇大论的故事,就算肯,你要在5分钟内抓到他们的专注力。一旦‘上钩’,才能聊下去”。

新兴团体遍地开花

组织方面,她观察到,深耕不同议题的新兴组织正遍地开花,单纯是环境课题已可细分成山坡、动植物、海岸线、红树沼泽和气候变化等。土地权益也分成原住民的习俗地、牵涉环境议题的水力发电水坝等,突出存在于各层次的不公。

“有些议题如故,像薪金不足、劳工权利被剥削的现象,其他的,已随时代演变和进化了。”

“你可以专精,但孤岛思维已行不通。研究山坡课题的人,要跟关注森林和海洋的人沟通。如今,发文告的往往不是单一组织,而是15个联署之类的。虽然,你可质疑,发文告能否发挥作用,但我认为很重要。也许,改变不了什么,但是一种表态,给那些思考要采取什么立场的年轻社运分子参考。”

“熟练写作、分析和具备宏观眼光的社运前辈,有义务分享和传承他们的经验。我希望,国民醒觉运动可以扮演这方面的角色。”

“正如在妇运上,它的发展宛如一个有时间轴的旅程。参与者从不同阶段加入,难免对先前的斗争不知情。但这不意味,你不允中途参与,你可以。也不代表你一定要重新学习所有的历史。但如果你曾参与,就有义务提醒,如何把问题放入脉络中讨论,让大家可以凭著集体和经验上的知识,向前迈进。”

结束访谈前,柏丽玛向记者展示,国民醒觉运动去年开始义卖的“是时候行动”(Time to Act Clock )壁钟。那是个以12个英文价值观的词汇取代钟点的壁钟,她分别把时针、分针和秒针调至“民主”、“尊重”和“多元”,盼党派人物时时借此自我反省,并实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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