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大马民众普遍认为LGBT课题跟主流政治沾不上边，但异样（Diversity）组织却根据民调否定这种观点，强调LGBT课题已不容忽视。

异样早前所执行调查中，近900名受访者当中的71.9%认为，在来届大选，LGBTQ+社群权益乃重要的议题。

异样成员张玉珊指出，否定LGBT议题重要性的受访者主要抱持两种理由，首先是“大局为重”，其次是大马政党不会支持LGBT权益。

“他们会以‘推倒国阵为先’的大局为重，（主张）‘让在野党执政中央，你的权益就好像变魔术一样变好’。这个思维已在他们脑海里根深蒂固。”

她说明该项调查结果尚在整理中，最终结果可留意“异样”的面子书。

她是前天在隆雪华堂妇女组昨午举办《众女喧哗》新书推介暨“GE14：不能回避的性别正义”论坛中主讲时，发表上述谈话。同台的主讲人还包括公正党十八丁州议员蔡依霖、 自由撰稿人刘嘉美，主持人为《众女喧哗》编辑的杨洁。

应施压代议士表态

此外，张玉珊透露，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其国会议员对LGBT的态度是“负面”或“非常负面”的。另外，也有很多受访者以“不清楚国会议员的立场”为由，表示中立。

不过，她透露，大部分人认为，议员对LGBT的态度会影响到他们的投票取向。

她认为，这些调查结果的意义在于，事后可以追问每位代议士的立场和态度，敦促他们表态。

诉求多但难有共识

根据张玉珊（见下图左）的观察，LGTB社群本身无法提出明确的诉求，原因有三。

KLSCAH Women Section Heteroglossia

她分析，首先，LGBT社群面对一箩筐的议题，无法决定优先顺序，以至难以形成共识。例如，废除刑事法典第377条，自愿违法自然性行为，成为许多拥有此法典的共和联邦国同志运动的起点。反观，马来西亚连相关的讨论都还没有。

其二，虽然她不认同公民运动应该由一个组织代理，但是马来西亚是否有公民组织“带领”一些相关运动，推动LGBT社群权益。

她举例，有些公民组织会声援性别弱势的议题，如“姐妹要正义”（Justice for Sister）曾支援一名被控违反伊斯兰法的跨性别者，上诉伊斯兰法第66条违宪，主张人人有表达自由，男扮女装或女扮男装不应被视为是一种犯罪。

可是，LGBT社群内部始终并未达成共识，到底是要以争取跨性别者权益为优先，还是把LGBTQ+作为一个整体，去争取具体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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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珊认为，LGBT社群没有明确诉求，其中至为关键的原因，是LGBT社群没有感受直接切身的威胁，特别是非穆斯林。

她说明，一般情况下，LGBT社群只要服膺主流性别价值观的期待，并“妥善隐藏”好自己的性取向，她/他仍然能如常人般生活，“过一个双面人生”。

“当威胁不在的时候，你没有那个动力去（争取权益）。”

不过，她进一步指出，LGBT社群内存有差异，跨性别者由于无法遮掩其性别特征，受到的威胁更为直接。

移民移工的“特殊身份”

另一名主讲人刘嘉美（见下图右）表示，听到张玉珊提醒大家去要求代议士针对一些议题表态时，不禁感触良多，感叹身为外籍配偶的她，根本没有这种权利。

她若有感触地说，“我没有投票权……我来自香港，我几乎已经忘记自己是香港人，或者说是（我已）把自己当作是马来西亚人，我搬来这里已经3年时间。”

她点出，外籍人士大选几乎没有任何角色可扮演，甚至可能会遭遇“特别对付”。

刘嘉美回想上届大选，民间各地自发掀起的“抓鬼”运动，大家想方设法阻止所谓的“外劳”幽灵选民，或是跟本地人脸孔长得不一样的人投票，包括有的雇主把外劳十个手指头涂黑，以防止选票舞弊的事情发生。

“我在想，在大选的时候，这些为数不少的外国人也好、外劳也好，这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他除了是‘鬼’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身份呢？”

“其实，外籍人士的人口不少，可能有400万人口，我们有大概有3000万人口。”

她提醒，社会一般认为外籍人士指的是“外劳”，但是外籍人士的组成和身份，可能会比我们想象中来得多元复杂很多。例如，外籍劳工里面可能包含了婚姻移民、申请第二家园的经济移民、学生移民、退休人士、难民。

政策剥夺移民权益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身份可能是流动的，例如刚开始学生移民，后来因为找到工作机会或婚姻，而延长移居生涯，同时也随着另一个移民身份的转换，而受到不同政策或权益的影响。

刘嘉美以十八丁一位越南籍配偶为例，由于大马籍丈夫意外身亡，这位正在申请公民身份的越南妈妈，忽然失去了基本的申请资格，并且可能面临失去孩子和遣返命运。这与国家外籍配偶政策的缺漏有关，但是越南妈妈却无权投诉。

“很多奇奇怪怪……不合逻辑的政策，导致一些移民群体各自面对不同的问题。”

“这种难题几乎是不分国籍，当然会根据阶级、社会资源多寡，决定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他们基本上都无可避免地面对一个问题，他的政治权利和可以享有的社会福利，在他自己国家享受的一些基本人权，他们来到马来西亚之后全部没有了。”

她列举，这些外籍人士在母国可以享有基本的社会福利、自由转换工作的权利、投票权、参选，表达异议。可是，离开母国后，这些权益都荡然无存。

倡导在地居住权

刘嘉美指出，除了这些基本的工作人权，更为隐性却又反复出现在日常生活的困境是，这些外籍人士身处在跟我们一样地方环境，譬如水灾、土崩，但是他们却因为外籍身份，而无权针对自己所身处的居住环境或地方政策做回应或抗议，更遑论诸如消费税这样的全国政策。

“水灾没有分你是外国人还是本地人，要淹水的话，你家还是会淹水的，我的情况就是这样。”

她强调此时此地的重要性，说明这些外籍人士的基本权益被剥夺了，却深深受到本地的政策所影响，他们受到在地的影响可能要比身在海外的大马人更深。

“我们现在讨论外国人在选举的政治权益时，大家可能还是会把自己当成是本地人去设想。但是，其实我们都有机会成为外国人，正如我的情况，我十年前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有天会成为外国人，这真的是估计不到。”

人口流动更加频繁

刘嘉美说，当移动变得越来越平常的时候，人人都有可能离开自己的母国去国外生活，因此外国人在他的居住地是否应该享有基本权益的问题就会变得迫切。

“很多人会觉得外国人在马来西亚的比例很高，但是放到全世界，马来西亚只是中等。根据2015年全球移民人口比例占13%，马来西亚大概也是这个比例。”

她举例，一些国家由于需要仰赖外国人口作为劳动力，会出现本地人与外国人20比80的比例。换言之，这些国家将会面对少数人掌控多数人命运的局面。

她建议，马来西亚应该参考其他国家的移民政策，打开对于国籍和投票权的想象。一些国家会开放符合居留年限的外国居民，拥有一定程度的地方投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