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报人古玉梁在其新书推介礼上坦言“华人政党搞中文报没有好下场”，他列举两个马华公会办报失败的例子佐证。第一个是前马华总会长陈群川在1976年收购《新明日报》后，后因涉及“新泛电”唆使失信案而在新加坡被判坐牢，不得不将《新明日报》转卖给巫统掌控的新海峡时报。《新明日报》最终在1994年停刊。

第二个例子，是马华公会在1981年收购当时吉隆坡最畅销的《通报》，不过在收购后被当成马华喉舌，蒙受巨额亏损，在卖给新协利集团后，曾尝试易名为《新通报》。不过最终在2年后，难逃停刊命运。

古玉梁也强调参照其他国家经历，党报多已消失或失势，如前苏共的真理报和台湾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而中共的人民日报则是“订的多，看的少”。

马华副内长改变形势

古玉梁是在他的新书《胡文虎报业王国－－从兴盛到衰落》的推介礼上，以《中文报业新格局》为主题，精辟分析从殖民时期、独立时期至近期模式，政治环境的改变如何影响中文报业版图的变化，以及政治之“手”如何造成中文报章的崛起和没落。

古玉梁纵横中文报业逾40年，曾任职《星州日报》业务总经理、《明报》执行董事，南洋报业控股执行董事以及启德行集团媒体顾问，并协助筹划《东方日报》。目前退休后的他正计划撰写多本报业著作。

他指出中文报章从殖民时期至独立时期，拜执政者过于专注巫英文报章所赐，中文报享有一定的空间，除了左倾的中文报章曾受对付之外。虽然监管中文报的机制已经存在，可是由于翻译中文报工作很困难，中文报只要不挑起敏感课题，就少受政治干预。

但是中文报的形势，在马华获得出任副内政部长后的90年代中期后便产生重大变化，古玉梁暗示在中文报内容不用翻译后，马华副部长自己“会懂得怎么做” 。他也举例《中国报》前总编辑彭早慧，就是不堪每晚接受到“并非来自老板”的电话，要求她改版，最后不得不离职。

茅草行动《星州》塞翁失马

曾经在星州日报服务近30载的古玉梁，也提及1987年茅草行动后，张晓卿如何入主《星州日报》以及购买《光明日报》；以及南洋商报如何式微，并落入巫统手中的内情。

古玉梁指出在茅草行动中遭停刊的《星洲日报》在复刊以后，获得华社的同情和支持，成功超越过去一直领先的《南洋商报》。《南洋商报》则因华社领袖在“不寻常”售卖股权之下，落入巫统以及土著资本家手中，出现定位的模糊，乖离过去“商人的报纸”路线，导致另类市场的兴起，尤其是《中国报》的出现。《南洋商报》最后落入丰隆集团手中，虽然先后换了好几位经理，但仍从此一蹶不振。

当时曾负责为《星州》收购《光明日报》的古玉梁解释，由于茅草行动的阴影犹在，报业老板便收购《光明日报》作“后备轮胎”，以便一旦《星州日报》再次面对停刊，仍可把资源和品牌转移至《光明日报》，不至于全盘尽废。

尔后《南洋》和《星州》两大报业的对峙，也一直从“街上打到法院上”，出现南洋报业属下的《南洋商报》、《中国报》与《星洲日报》集团首次在法庭上打官司的局面。

528报变鲁乃失利后遗症

古玉梁坦诚90年代的中文报业，受政治家与资本家的野心影响。国阵在2000的鲁乃补选失利，是促使中文报业产生巨变的导火线。在马来社会“烈火莫熄”效应仍在，以及马哈迪国庆日批判诉求工委会谈话导致华社反感的高压政治气候下。《中国报》与《南洋商报》被指为导致国阵在鲁乃落败的代罪羔羊，并促成马华公会收购南洋报业的藉口。

在讲座中，古玉梁也透过图表向出席者展示近20年的中文报业版图变化。《南洋商报》在80年代独领风骚。90年代《星洲日报》则反超《南洋商报》，《中国报》也成功扩大本身版图。在90年代中期南洋报社收购《中国报》及生活出版社，《星洲日报》收购《光明日报》后，中文报章数量就减少，集团化的局面便出现。

开始执笔南洋报变内情

现场观众询问未来四大报是否将会归属一家，《东方日报》是否能够突围而成为第一大报时，曾协助启德行创办《东方日报》的古玉梁显然不愿揣测，只强调他“是在写历史而不是写未来”。但是他认为《东方日报》的内容干净，并无渲染过于血腥的新闻，而社会的确须要一份干净的报纸。

古玉梁也留下伏笔，表示在南洋528报变时“身在其中、身居高位”的他（当时任南洋报业执行董事），在新旧董事交替的2个月后才离开，因此相当清楚当时的各种内情。他已经开始执笔写下当时的内情，不过由于题材敏感，内情错综复杂，还不知道是否能见天日。“希望读者稍微忍耐一下，不过当你看到它见到天日的时候呢，你就快快去找出版商文运企业去买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