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特写】深入挖掘你不得不知的事

每晚睡前，哈娜雅朵（Hannatul Alia Ahmad）都会躺在睡床滑手机，指尖不断扫动荧幕，查看自己在Instagram追踪的两百多人今天又贴了什么新鲜事物。

“每天睡前，我就是喜欢看一些漂亮美好的东西，也看看身边的人生活如何。面子书就完全不同，我现在大概每个礼拜才会看一次。”

22岁的哈娜雅朵从中一开始使用面子书，当时她觉得这是一个“很酷的新天地”。不过，随着面子书的广告讯息增多，哈娜雅朵也逐渐遗弃这个平台。

十年两届大选科技变

纵观过去十年，网路科技日新月异，社交媒体推陈出新，政党与政治人物似乎被催促跟上脚步，但年轻人的反应总是更为灵敏。

正当众多政治人物仍旧倾注资源与精力经营面子书（Facebook）及推特（Twitter）之际，新一轮的转变或许已经悄然来临。

2008年全国大选时，哈娜雅朵（见图）还在上小学，每天放学后就坐在家中电脑前，到朋友和名人的部落格串门子。当时智能手机仍未普及，大家手拿的是“移动电话”，只能靠手机简讯（SMS）传讯息。

短短5年间，数位科技迎来巨大的转变和演替。手机流动数据越渐普遍，开始人人都办了面子书账号，一根手指不断滑动，即可看到源源不绝各类资讯。

到了2013年大选，全国掀起反风，各种政治讯息借助新科技得以快速传递，政治演讲亦可轻易跨越地理限制，在面子书与Youtube上广传热烧，成为话题。

Insta成为新社媒趋势

面子书能揣摩使用者的喜好，并不断推送相关讯息，但现年22岁的布特莉（Puteri Nurdiyana Khir Anuar，见图 ）却因此无比反感而选择离开面子书。

“面子书不断推播传教士阿兹哈伊德鲁斯（Azhar Idrus）的影片，我的父亲非常爱看这些演讲，还深受影响。但我简直恨透这些东西，这也是为什么我讨厌面子书！”布特莉说完不禁翻了白眼。

布特莉是玛拉工艺大学视觉艺术系学生。她戴着黑色圆形大耳环，说起话来充满自信。比起使用面子书，她现在更喜欢在Instagram上分享自己的艺术作品，同时追踪多个歌手和漫画家的账号。她形容，自己使用Instagram的程度简直算是入迷。

“我每天打开Instagram的次数多到我根本无法计算！我下课的时候看，用餐的时候也看，总之就会一直打开来看。可能一天超过20次吧！”

像哈娜雅朵及布特莉那样，逐渐离开面子书转向Instagram的青年人口究竟有多少？目前虽无确切数据，但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发布的《2017年网路使用者调查报告》却说明了这种现象。

这份官方数据显示，大马互联网使用者当中，超过一半是年龄介于20至35岁的青年。跟前一年相比，面子书和推特用户分别只有0.8%及0.1% 增长，而Instagram 用户则在短时间内跃升9.4%，蔚然成为新的社媒趋势。

赛沙迪努鲁等抢头香

目前，各政党及政治领袖皆设立面子书及推特帐号，定时更新选区活动消息或是政治讯息。但在Instagram悄然崛起之际，政治人物的反应却未必灵敏。

土著团结党青年团团长赛沙迪、公正党副主席努鲁依莎、巫青团团长凯里等似乎较为敏锐，早在4至6年前已开始经营Instagram账户，现累积超过10万的关注者声势。中生代领袖如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及民政党全国主席马袖强等则略显迟缓，直至去年底才开始经营Instagram，目前分别只有约2000及700关注者。

另外，马华总会长廖中莱及团结党主席慕尤丁等虽有注册Instragram账号，但却看似不擅经营，其中廖中莱的账户已超过2年没更新，慕尤丁账号则仅在2013年发过一张记者会照片，之后就闲置不理。

另有一些政治人物，如伊党全国主席哈迪阿旺与行动党组织秘书陆兆福等则完全没有Instagram账号。

正当年轻选民从面子书逐渐离开，迁徙到Instagram平台上时，部分政治领袖似乎尚未看见这个青年聚集地的影响力。

WhatsApp通讯最吃香

通讯委员会的报告也显示，目前大马使用率最高的4个社群媒体为面子书、Instagram、优管（Youtube）及微信（WeChat），分别有97.3%、56.1%、45.7%及43.7%的网路用户注册相关账号；而推特列居第六，只有26.6%的使用率。

在这份报告统计的时期，由于WhatsApp仅能传讯，尚未开发发布及浏览动态的功能，因此不被归纳在“社群媒体”的定义范畴，使用者数据也未列入报告中。

相对之下，微信当时已附有朋友圈（moments）的动态分享功能，因而归类于社群媒体。

不过，这份报告提到，在Instagram使用者成长9.4%之际，微信用户已在2015年呈现退潮，用户数量剧跌16.5%。

然而，必须注意的是，这只是抽样调查的数据，而非微信官方公布的数据。

整体而言，马来西亚人主要使用WhatsApp传讯，但更多是使用其通讯功能，而不是2017年2月才推出的“即时动态”社群媒体功能。

根据路透新闻研究所《2017年数位新闻研究报告》，马来西亚77%人口使用WhatsApp传讯。同一份报告也显示，51%马来西亚人口以WhatsApp来分享及讨论新闻时事，而这个比例为全球最高。

相对于社群媒体，人们透过WhatsApp等通讯软体所发出的讯息较有隐私。此外，WhatsApp也采用两端加密措施（end-to-end encryption），保障用户权利。

砂选举微信展现威力

不过，WhatsApp迟至2013年8月才推出语音传讯功能，让微信抢占先机。

微信由中国腾讯开发，是其中一个较早推出语音传讯功能的即时通讯软体，在本地的中老年华裔社群广受欢迎。他们不擅或不喜打字，更爱使用微信以语音传讯。

此外，在中国软实力崛起下，诸如《爸爸去哪儿》与《我是歌手》等综艺节目在大马深受欢迎，一些华语社群的青少年亦使用微信多于WhatsApp。

在2016年砂拉越州选举时，微信曾经在诗巫等华裔城镇发挥不容小觑的影响力。当时，砂人联党借助微信，打出一场成功的“反宣传战”。

行动党柔佛州宣传秘书黄书琪当时在砂州助选，即亲身见证了微信讯息战掀起的巨大效应。她忆述，当时，外地的行动党竞选团队前往砂州前已发现，微信上出现许多鼓吹“别投火箭”的群组，经常散播攻击行动党的文宣，并渗透诗巫城市选区。

“这些讯息发散得非常迅速，我们的年轻党工也会反映他们的父亲收到这类讯息。很明显有人在后面操作这些宣传攻势。它不攻击其他政党，就只攻击行动党。这些信息不会明显帮国阵拉票，但有时会露出马脚。”

砂拉越诗巫及古晋的华裔城市选区本是行动党强区。然而，行动党在2016年砂州选举中，却一连丢失古晋及诗巫地区的4座城池，即石角、卢勃、马拉端及都东。

当时，国阵砂人联党主席沈桂贤在石角以2085多数票打败原任行动党州议员周宛诗。此外，砂人联党也在卢勃与马拉端，分别以943及1516多数票收复失地。都东则由人联党的分支联民党，以2146张多数票赢下。

行动党以擅打城市选战著称。当时，行动党竞选团队即依据一贯的竞选方式——挂布条、插党旗、政治演讲、走访拜票与面子书传讯发动选战。不过，行动党却忽略了微信这一块。

最终，州选成绩出炉，行动党支持者大跌眼镜。事后回想起来，黄书琪认为，当时选民靠着亲朋戚友之间的微信互相传讯，发挥出极大宣传效应，而行动党发现居于宣传劣势时，已无法亡羊补牢。

“当我们发现的时候已经很晚，社群媒体是需要经营的，并不是你发现后马上设立，就可以获得大家的关注。”

社媒紧扣社运与选举

自从智能手机与社群媒体诞生后，社会运动即与社群媒体紧扣一起。社会运动需靠社群媒体宣传与动员，而一场成功的社会运动可能会带给一个社群媒体人气、知名度与随之而来的收益。

2010年，面子书与推特成为“阿拉伯之春”的催化剂。尔后，Firechat则在台湾太阳花学运及香港占中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选举亦是如此。外有美国总统选举的川普逆转胜，近有砂州选举的人联党翻盘。

然而，不同年龄、地区或社群的选民，在使用社群媒体时也有不同取向与特性。一群自小接触网路及社群媒体的90后，即将在本届大选成为首投族。朝野政党又是否能透过手机荧幕，进入他们的世界？

下篇：手机荧幕里的大选（二）：马哈迪“晒恩爱”的政治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