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特写】深入挖掘你不得不知的事

大专或中学毕业生初出茅庐，踏入社会工作，为何会陷入越努力越贫穷的窘境？

《当今大马》在前两篇细述了青年修车员阿阳和保险从业员梁俊业两个个案。

两人一毕业就已背负沉重的学贷。他们的专业和职业抉择不同，却掉入了相同轨迹，成为都市贫青族。

公共政策研究员王德齐向《当今大马》指出，社会舆论看待贫青族现象时，往往把矛头指向年轻人的态度和素质问题，或者归咎于市场供需的缺失，而非从整体的社会经济结构来探析。

他举例，尽管国家银行关注到青年失业和长期处于低薪的问题，但国行提出的解决之道，始终围绕在提升教育素质、加强企业和大学间的合作，以及增加市场的灵活程度等。

昂贵的大学梦

但他认为，若要解决贫青族问题，应该正视高等教育和生活成本过高的问题，否则社会新鲜人刚步出社会，就要背负太多债务。

“虽然现今的社会新鲜人比上一个世代获得更高的教育机会，但他们所面对的压力也更大，因为毕业生一踏出校园，就必须面对极大的债务问题，包括学贷和车贷。”

这很好地说明了阿阳和俊业的处境。

他们分别背负2万及约3万令吉的学贷。毕业后，两人皆力图偿还学贷，要么延迟偿还期限两年，要么眼巴巴地看着罚款跟贷款的总额，一天一天递进累加。

高等教育基金局（PTPTN）的统计显示，两个的状况并非特例。

该局自1997年成立，截止2018年1月为止，共拨出520亿令吉予逾280万名大专生。在1997至2015年的近20年间，超过66万人不曾缴还贷学金，去年，有44万名借贷者已被移民局列入黑名单。

王德齐提醒，打从马哈迪主政政府，乃至纳吉政府的时代，就已推行大学私营化和企业化的政策。这些都是促成社会新鲜人踏出社会后，就变成穷光蛋的导因之一。

2012年，沉重的高教贷款终于引发500名大学生上街抗议，并占领独立广场，要求政府废除高教基金贷款，进而落实免费高教。

除了昂贵的大学梦外，王德齐还列举出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如不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缺乏经济屋，都是把青年逐步推向贫穷深渊的导因。

“他们所面对的房贷，也比上一个世代更长（超过30年）、更贵，因政府未积极解决经济屋问题，甚至是通过炒高地价来解决本身的财政问题。”

“例如，一马公司以低价向政府买地，再以高价卖出。”

寅吃卯粮现象

社会新鲜人的薪资普遍偏低，是造成都市贫青族的另一原因。

经过劳工团体等多年抗议后，政府迟至2013年才肯落实最低薪金制。3年后，进一步把大马半岛，以及东马两州和纳闽的最低薪金，分别调整至1000令吉和920令吉。

不过，社会主义党和希盟认为，政府设定的最低薪金标准过低，并倡议提高至1500令吉，他们认为，劳工不分东西马，应享有相同的最低薪资。

国家银行发现，青年薪资自10多年前就已停滞不前，2016年，逾半青年月领2000令吉以下，其中又以500至1500令吉月薪居多，情况颇令人担忧。

应有体面薪资

对此，王德齐也有相同的看法，并进一步主张政府应该确保劳动市场提供体面薪资。

“大马在2013年开始落实基薪制是正确的，但是现今1000令吉的基薪，根本不足以让个人过体面的生活，更遑论是一个家庭。”

联合国曾提出“体面工作”（decent work）的概念，并列为16项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之一。

所谓的体面工作，就是是人人都有机会找到生产性工作，并且提供公平收入、安全工作场所、家庭社会保障，以及更好的个人发展前景和社会融合。

其背后的精神在于，在民主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可以平等地共享进步成果，包括初出茅庐的青年，不论其性别、职业或社经地位。

社会应破迷思

另外，智库政改研究所执行总监（KPRU）王维兴则指出，技术劳工的薪资，比其他工作类型低人一等，原因在于社会普遍上对技术和学术的价值观存有差异。

他强调并不是学术不重要，而是要倡导人民打破思维，别再陷于“技术文凭是次等，而学术文凭略胜一筹“的迷思。

政府预料，未来技职工人会占全国劳动人口35%，于是在调整后的最低薪金制基础上，于2016年祭出《160项技职起薪指南》，希望能保障技术劳工的待遇。

这份指南共胪列160项技术工作的起薪建议，分为5个等级，从1130至2270令吉不等，其中有83项技职工作，都落在第3等级，起薪为1510令吉。

根据政府建议，修车员阿阳月领1570令吉的薪资，的确符合政府的建议，不过，按他的财务状况来看，说明政府的建议不符合社会实况。

此外，这份指南仅供业界参考，不具法律效力。况且，这是以目前的最低薪资为标准，而当前的最低薪资不符社会实况，从阿阳的案例即可见一斑。

在这种状况下，政府非但为解决根本问题，还提出令人啼笑皆非的所谓“解决之道”。

数年前，国际贸工部副部长阿末玛斯兰（Ahmad Maslan）鼓励人民兼职增加收入，而爆发了备受争议的#2kerja事件。今年3月，他又建议年轻人成为企业家，而非只满足于当个受薪上班族，颇带“何不食肉糜”的讽刺味道。

此外，兼任财政部长的首相纳吉还曾传授省钱小贴士，呼吁人们尽量少光顾高级餐厅，并驾驶优步，来赚取更多收入，弥补日常生活上的开支。

对于政府高官的建议，王德齐不敢苟同。他认为，这种建议，犹如鼓吹民众牺牲自身的权益，毕竟这些“酬劳”都是人民通过更长时间和不稳定的工作来换取。

零工经济来了

针对近年冒现的零工经济，王维兴和王德齐都异口同声地指出，政府的相关政策应该要观照到这些群体。

为了回应零工经济时代，欧洲各国最近兴起“全国人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的说法。王维兴认为，这是大马可推行的政策之一。

全民基本收入，又称“无条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意即无论个人就业与否、收入高低，或财产多寡，一律人人平等，可定期获得一笔符合基本生活条件的资金，作为最低生活保障。

王德齐也观察到这个趋势，并认同全民基本收入有可取之处。不过，他认为，马来西亚现阶段不具备这个条件。

“这些国家很多原本就是福利国，社会保障覆盖面广，同时也征收较高的税务。全民基本收入的建议是建立在这些基础上，通过简化社会福利及调整税制，而有实现的可能。”

他直指，马来西亚若要推动这项政策，将会面对激烈的税务和社会福利改革，因此此作法并不务实。

反观，他认为，应该要改善和扩大既有的社会安全网，如公积金和就业失业保险基金，协助人民应对生活的危机和冲击。

吊诡的是，这两项制度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它无法真正保障低收入群体。他们的收入太低，投入的保费也低，所以保障也很有限。

王德齐说：“一旦失业或退休，他们只有很少的失业津贴或公积金来支撑生活，而且也可能没有其他存款和支持来缓冲。”

关于就业保险法，他和王维兴都同意，其保障对象的定义过于狭隘，将零工经济时代的多个群体都排除在外。

2018年年初，《2017年就业保险计划法》起跑，由社险机构负责管理，旨在立即为非自愿失业雇员提供失业津贴，期限长达3至6个月，预计为《1969年员工社会安全法》下现有的650万名雇员提供保障。

截至3月9日，就业保险计划已向29万名雇主征收3680万令吉保费，同时共有3068项就业保险援助金申请，其中有1650人的申请获批，涉及援助金额达96万令吉

王维兴提到，“现在这个社会已经走得很快了，已经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你要思考很多人在这个时代找工不容易，所以，不应该把就业保险计划变成一个裁员基金。”

另一方面，自雇人士不受最低薪资保障，也让王德齐感到担忧，因此他建议，政府需要重新思考如何设计和扩大社会安全网，才是真正保障这些群体的方法。

延伸阅读：

越努力越贫穷——都市贫青族的故事（一）

零工经济双面刃？——都市贫青族的故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