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从建国初期开始，从最初的华文教育逐步发展成为母语教育，目前更升华成为一种文化教育。过去的华教斗争掀开来是一页页的心酸血泪，在先贤的不屈不挠毅力之下，争取至今时今日的地位。根据现况来看，有人认为当今的局势似乎比以前稍微开放，亦有人觉得目前是一个模糊的局势。
在今早的这场《林连玉论坛》之“过去、现在、未来；谈我国多元社会里华族的文化教育权利”讲座上，众位主讲人虽然对许多华教的立场各有己见，不过大家都认同，华教未来的路仍然崎岖但前景仍然是光明的，既有自信也有焦虑。
这场在吉隆坡尊孔独中举行的论坛邀请了南方学院院长祝家华博士、《星洲日报》副总编辑郑丁贤、马青总秘书魏家祥博士、行动党雪州双溪槟榔区州议员邓章钦和人民公正党宣传主任蔡添强为主讲人。主持人是《当今大马》中文版编辑杨凯斌。
这项论坛吸引了许多支持华教的人士出席聆听，其中也包括许多华教领袖如教总主席王超群、董总顾问郭全强、沈慕羽、张雅山、林连玉基金会主席陆庭谕、校友联总主席周素英及多个州属的董联会主席。
邓章钦批懦弱领袖无法捍卫华教
首先发言的邓章钦抨击政府不公平对待华教，虽然宪法注明我国人民享有母语教育的权利，但是这当中却存有一些争议，因为政府只是保护人民学习母语的权利，却没有发展母语教育的权利。
他表示，由于政府在政策上贯彻这种做法，因此导致在我国教育法令底下，若要建立新的华小是没有任何准则可以依据，而是需要通过教育部长的批准才行。
邓章钦也把这种做法形容为，“车子旧了无法更换或买新的，而是要等待完全不能用了之后，才可以用旧车牌是换一辆新车”。
他指出，由于政府对华教的偏差，导致政府在推行英语教导数理科政策时引起抗拒，因为政府“其身不正，其令不从”，导致华社担心政府在政策背后存有其他的企图而加以抗拒。
他表示，尽管在中国的热潮下，许多外国人竞相学习汉语，但是他们学习汉语是为了经济效益，但华裔却是为了文化的传承，因为其他语文并无法承载华裔的文化，这也是我国母语教育提升为文化教育的原因。
邓章钦也谈及马来人文化的自卑感，他指出，从有文字记载开始，既从马六甲皇朝算起，马来人文化的历史与华人文化相比显得非常短暂，因此我国马来人欲把自己与回教历史挂钩，以便“延长”本身的文化历史。
“这也是为何我国马来人从一出生开始就一定要信奉回教，当友族与回教徒通婚时也必须改教。这是在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事。”
他也抨击我国华裔政治人物，无论朝野都无法以不卑不亢的态度去争取华教利益。
“有一个党强调自己在英语教数理科方面的立场鲜明，但是不要对外讲。如果鲜明的话，又为何不能对外讲呢？”
他认为，这是因为我国华人无法以大马主人的角度来看问题，结果往往就变成只以本身民族为观点。
“孟子说，居天下之所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这才是不卑不亢的大丈夫。”
祝家华：法令保障才是根本
南方学院院长祝家华则从社会的3个子系统，即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生态及思想意识形态来解剖华教。
他忆述70及80年代初为“苦闷的年代”，因为当时政府制定了许多政策对华教不利及压制。
他表示，80年代的国家文化政策定下了国语及回教的地位，把其他语文列为次要的地位。
“当70年代的大专法令制定以后，目的也是为了对付正如火如荼筹备的独立大学，有关法令也影响了独大的成立。”
他指出，80年代正是华社最艰苦的年代，而当时草拟的华团宣言正是对这些政策的反弹。
不过，他认为，自90年代开始就有一些可取之处，因为已经没有人再谈论国家文化政策，而教育法令也做出一些具体的修改。
“1996年教育法令在文字上作了一些修订，不过权利依然是在教长的手上，到底是更严谨还是更宽？我们看到的是好象有点放宽了，这需要看未来的形势变化，但至少目前华小没有任何改变。”
他指出，1996年私立大学法令也开始允许私立大学的成立，不过由于大专法令规定所有大学都必须是公共机构，而所有公共机构都必须以马来文为主。
“当时政府为了经济自由化引进外来资金成立更多的大学，因此教长批准一些私立大学可以用英文及阿拉伯文教学，但是没有明文规定是否可以用华文。”
“这些变化是否对华教有利呢？现在是模糊的地带，不像过去明确的知道不可以。模糊是反映了一些讯息，不过是否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呢？目前还言之过早，因为243方案仍然是阻碍重重。”
他认为，当社会经济出现很大的变化将连带的对政治结构产生变化。
“虽然我国目前仍然以种族政治为主，但是类似公正党的多元种族政党的冒起，是否会改变人民的思想意识形态？如果没有大改变的话，我国的种族政治将不会改变，教育政策也不会有大改变。”
他也预测，我国人民的思想意识形态直到2020年都不会有大的改变，但是政治将开始会出现一些动荡，以及民主化过程也将会开始。
蔡添强：巫统独大不利开放
蔡添强认为，虽然大马华人已经从建国时候的华侨转变成为马来西亚华人，一直到今日的华裔马来西亚人，但是大马政治结构却未跟着潮流进步。
他表示，在大马的独特环境里，华教斗争也等同于政治斗争，我国华教运动不象其他国家的教育运动，只是要求争取减低文盲率、教育子女或提升知识那么简单。
他说，从过往的经验意识到，单一族群的斗争是不会取得成功的，而是必须配合其他种族一起行动。
但是他也感叹，我国人民似乎比较接受马华等华基政党在国阵政府里面达至的妥协方案，因为任何反对党在外面声嘶呐喊或再多的签名运动都是没有用。
虽然如此，蔡添强仍然对我国的前景有自信及感到乐观，相信未来会更好，“运动肯定会成功的，但是过程中也要教育及准备做出牺牲”。
他指出，他目前感到最大的隐忧是国阵的霸权不断膨胀，“我担心最后我国会变成和邻国新加坡一样，执政党必须委任反对党议员，以便民主橱窗能够继续实行”。
“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华裔代表将失去谈判筹码，因为巫统可以直接站出来，也能够获得华人的支持，更不需要经过中间人了。”
郑丁贤：无法预测未来领导人态度
郑丁贤认为，目前华教是比20年前站稳脚步了，“当大约20年前我出席林连玉在雪华堂的丧礼时，我感觉到气氛低沉，似乎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感觉。但是走到现在，华教已经站得比较稳了”。
他指出，意识形态的演变及政策的变化是两个影响文化教育的因素。
“二战以后，亚洲民族主义政党多数已经消失或改变了，但是巫统至今依然存在及没有多大改变。这是很不幸的事，使大马依然留在封闭保守内向的空间打转。”
不过他认为，在90年代前首相马哈迪对教育政策的松绑，是比其他前任首相做得更好。
“当现任首相阿都拉开始上台，人们对后者的寄望非常大，但是2年后的今天，情况到底有没有改变？若有改变，速度也是非常的慢。任何的问题及政策，依然停留在现有的框框，原地踏步。”
“在阿都拉之后，我们要指望谁呢？粗糙的预测，如果纳吉是下任首相，再接下来是希山慕丁及凯里。但是，他们的政客性质是以以前任何一位首相都要来的高。”
他也把这些政坛后起之秀的表现形容为“无法令人预测”。他表示，其他的国家及政客都有“可预测性”，但是我国未来的政治领袖的可预测性却是越来越低，“他们是应环境所需而改变，可能会是最开放的领袖，也有可能是最封闭的”。
他表示，由于巫统领袖的不安全感依然很高，因此这对华社带来了冲击及伤害。
针对人文的意识形态改变，郑丁贤表示，华族政经地位是与人口比率有关系的。
“2000年的华族人口巴仙率是25.5巴仙，但是预料在2020年会跌至18.7巴仙。在2100年将只是剩下5.5巴仙，比现在印度人的比率还少。不过这有待时间的考验。”
“如果人口比率少，整个族群的影响力有多高呢？我不大乐观。”
他也提到语文文化的生命力，即语文的传统价值及经济价值。
他表示，很多古代文明的语文已经消失，但是华文仍然继续得以发展，这是因为华文作为华人民族文化情感的承载，在未来20年甚至100年都不会消失的。
他举例，日本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日文却未随着经济价值而强大，“华文是否会随着中国强大而强势？这是有其盲点的。”
此外，他也对目前华教团体在反对英语教导数理科的策略提出异议。
他认为，华社是不应该强调反对英语教导数理科，而是应该争取调整243方案，因为华小并不是以英语教数理科，因此在谋略上应该做出调整。
他指出，反对英语教导数理科应该是由国小及泰米尔文小学去进行，而非华小。同时，他也反对在这场争取运动中将其他种族也拉进来，因为这未必是一件好事。
他也希望华文教育在未来20年将会迈向素质教育，并且积极开发新生代的潜力、专业能力及思考能力。
然而，他这番言论引起一些出席者及主讲人的“误会”，以为他是支持英语教导数理科，并对他做出一些批评。
这也引起郑丁贤较后以比较激动的口吻澄清，表示自己没赞成英语教导数理科，“我是反对英语教导数理科的，因为数理是华小的一部分，不能现在就切割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