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于雪华青举办的讲座“国外大学与社会经验反思”，汇集了留学于不同国家的社会运动活跃分子，分享各自在国外所观察到的大学与社会现象，并共同探讨如何将这些经验，运用于推动本地的社会运动。

这场由雪华青主办的讲座，吸引了约50名出席者，主讲人为行动党总部研究员刘镇东、人民公正党最高理事罗志昌、《当今大马》中文版编辑杨凯斌，以及通过越洋联线参与讲座的留英博士候选人黄进发，主持人为雪华青理事曾湘茗。

多元抗争，汇集力量突破一点

留学台湾的罗志昌从台湾解严前后的经验，发现以前的台湾和目前的大马拥有某些相似点，“戒严前的台湾，执政者也是通过一切的手段全面控制大学学生和教职人员，国民党在校园内设有党部，情况甚至比大马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此，他认为台湾很多的经验是值得大马参考的，其中一点就是不跟随执政者所拟定的不合理游戏规则起舞，因为那肯定是对执政者最有利的。

“社会运动要突破，要打破游戏规则，在国会里打架就是改变生态、突破游戏规则的方式。”

他认为社会运动必须采用多元抗争的观念，既社会中须要有多元、不同的异议组织，各组织之间应该互相支援，同时构建共同的观念、价值和方向，汇集力量朝当前最为重要、关键的一点进行突破，才能改变现有的体制。

营造磁场，注入参与度与自主性

同样是借鉴外国社会运动的经验，加上本身长期参与本地改革运动的心得，曾在英国留学的杨凯斌，则看到了本地社会运动的其他弱点。

首先，杨凯斌观察到在安华事件之前，站出来参与或推动社会运动的人不多，但是目前情况已经改变，有更多的人加入，但是这个圈子内却缺乏自我批判和积极发表意见的文化。

“学生、运动圈子里的人很多都缺乏纪律，很多人只是偶像派，并没有交出作品，这就应该要批判。。。越认真的批判，运动就越有成果，对自己应要有高要求，另类并不意味有好作品，比如说不代表另类媒体就不能被批评。”

“我们也没有办法做到每个人出来发表意见，我们须要做到流动型的社会运动，既每个人都能够发声，结束回音室的年代，进行对话和沟通，通过辩论的过程建立运动的论述。”

他强调目前应该结束几个人“一枝独秀”进行抗争的年代，尝试拉拢更多原本不属于社会运动圈子里的人参与我们。

他不排除运动须要前线和主线、组织和架构，但是重要的是如何营造磁场，运用多元的方式来吸引圈子以外的人们加入，而两项重要的条件就是让参与者拥有参与度和主体性。

“如果缺乏参与度和主体性，人们象是牧羊式般的被动员，就不是公民社会，只是粉丝，就不会有韩国或台湾的社会运动出现。。。社会运动是多元、流动性的，我们须要改变沟通的方式，同时建立新的论述，来拉拢更多不同的人。”

运动须要主次分明

罗志昌回应杨凯斌的意见时表示，他同意运用公众的语言和情绪来与他们沟通，但不是让每一个人都拥有主体性，导致运动没有权威也没有组织，结果将造成运动涣散，无法汇集力量于一点。

“如果花费力气来批判自己，而不是敌人，那也是本末倒置，我同意应该进行检讨，但是眼前的敌人、矛盾是谁？这是有层次分别的。”

他强调运动还是要有共同的观念和方向，同时有集体的动员，“如果说时代不同而不进行动员，或者说我们做不到而放弃动员，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在澳洲完成学士课程的刘镇东则认为，目前的大马处于半民主体制，政权拥有一定的民意基础，有别于台湾赤裸裸的霸权，“我们没有一个很清楚的霸权，现在你要人们相信阿都拉是霸权，这是很难的，这是面对软性霸权的时代”。

因此，他同意社会运动须要寻找新的论述和方式。

澳洲大学商品化学运退潮

刘镇东也回顾了澳洲70年代至今的大学转变，在二战之后澳洲奉行的是精英教育制度，直到1973年工党上台执政推行义务教育，鼓励人们为了理想、兴趣或社会而念大学，直到1983年工党政府开始向右转，改变了大学的文化，之后1996年上台的右派政权进一步将大学美国化，既削减大学拨款、任用有能力令大学赚钱的校长，以及关闭没有经济效应的科系。

这样的改变导致学生为了赚钱而念书，政府也进一步限制学生会的角色，夺走学生会经营学校设施的权利。因此刘镇东预料澳洲的学生运动将逐渐走下坡，但是澳洲大学仍然是培养国家政治领袖的摇篮。

他认为，本地学生在争取校园民主的当儿，也应该争取学生经营校园设施的权利，废除学生事务处，以培训学生的经营能力。

黄进发通过越洋联线，分享了他在英国东塞克斯大学内的学生会情况，以及大学选举制度。

他建议学生活跃分子，尝试结合不同的学生，推行涵概他们的课题在内的诉求，“诉求应该包括不关心校园民主的群众，例如大学素质的低落”。

他也建议学生，通过跨国的方式推动学生运动，同时与大学教职人员进行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