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郎裸蹲丑闻是一个改革警队的契机，社会大众应该借此机会向政府施压，以便催化警队的改革，以及尽快地促使独立警察行为不检与投诉委员会的成立。

马六甲市区国会议员王乃志怀疑警方命令扣留犯赤裸拉耳朵蹲站是否能够逼出体腔内的隐藏物，“据我所知，这种方法是行不通的。根据逻辑思维我们知道是不行的”。

他表示，1953年扣留所条例并没有允许警方这么做，因此这牵涉到警方有没有严格遵守有关的条例。

他昨晚是在雪华堂妇女组《异见广场》连同《东方日报》举办的“裸蹲风波与人权国誉”座谈会上主讲时希望，警方这种行为应该被区分为人为引起的个案或者是制度化的问题。

其他的主讲人还包括雪兰莪双溪槟榔州议员邓章钦、马来西亚律师公会主席杨映波及《独立新闻在线》总编辑庄迪澎。主持人是雪华堂妇女组主席郑淑娟。

在深化前应制止

王乃志希望，这种行为不会在我国形成一种制度化，而且在这问题深化及制度化之前必须给予制止。

他指出，社会舆论应该趁此机会敦促政府在明年落实皇家警察委员会125项建议中的“独立警察行为不检与投诉委员会”成立。

“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独立调查委员会，我们是要独立警察行为不检与投诉委员会。如果是自己人调查自己人，那么若说他（警方）没罪也没有人相信。”

王乃志也抨击一些人士试图将焦点转移至“爱不爱国”及“郭素沁将问题搞大”的做法。

他认为社会不应失焦，此事的焦点应该是警方滥权。

“我不去批评其他的议员（作出上述的指责），他们是根据本身的价值观及立场和看法。但是如果他们有自己的企图来显示自己爱国，那我就不赞同，这是破坏国家的。”

突现领袖无能处理危机

邓章钦则把上述案件形容为“国耻”，因为它突现我国领袖在处理危机时的无能。

他抨击政府在处理此案时，一别处理其他天然灾害危机的迅速做法，而是不断以拖延的方式处事，并揶揄有关当局指“我们将会调查”是警方的俗语。

他表示，警方的责任原本是应该保护人民，但是在大马警方却是成为受保护的动物。

“在其他国家都可以拍摄警方滥权的影片，但是在大马就不行，警方都是正义不会犯错的。只要你一批评警方就会被传召去问话。”

国誉受损，媒体有责

针对马来西亚国誉在此事上受损时，邓章钦认为，媒体在此事上应该负上责任。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中国方面也已经表示该国公民在大马犯错就应该接受本地法律处罚，但是为何媒体还要逼中国发表声明呢？甚至有一家中国媒体质问到访中国的国内事务部长阿兹米为何没有带犯错的警方一起去？”

他表示，此事让大马在外交方面也跌了一跤，“在国际外交礼仪上，派部长或外交人员前往他国解释已经是很足够了。就算孩子犯错，家长道歉就够了，这是藐视大马的一种做法，大马官方是应该给予抗议的”。

“但是，现在中国国富民强，我们就只好忍声吞气了。”

庄迪澎也直指大马部分媒体处理此事的演变做法上，把我国的脸都丢光了。

他认为，当初郭素沁在国会揭发有关丑闻是可被视为一种社会进步的契机，“若政府能利用时机推动皇家警察委员会的125项建议，将能够推动警政的改革”。

他指出，一些政治人物及媒体却把警权的问题转移成政治及种族问题。

“在事件中途时，尤其是《马来西亚前锋报》追查及最先刊登受害者是一名马来女性，还有她涉及毒品而被扣留，把整个扣留合理化。整个媒体舆论也转变去追查有关受害者，这也竟然成为独立调查委员会的任务之一。”

他也对大马政府向中国道歉的做法有意见，“若受害者是中国人，在外交礼仪上道歉是应该的；但是，现在她是大马人，那么政府有没有向大马人民道歉？”

他认为，大马向中国道歉并非因为侵犯人权的缘故，而是因为这些事情已经把中国旅客吓走。

人权典当给外汇

“吓走旅客重要还是尊重生命重要？把人权典当给贸易、外汇及商业了。大马自己人死活变成没什么价值，这才是国家的羞耻。”

他也抨击阿都拉在上任2年以来至今似乎没有什么作为，“阿都拉也是国内安全部长，但是他在此事上似乎事不关己，只是说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也没有说过要追查到底”。

杨映波也质疑警方若真的有必要进行赤裸搜身时，为何不以局部的方式进行搜身？

他表示，一些人相信警方命令扣留犯全身赤裸蹲站，是一种心理的战术。

“在陌生人面前做这些无聊的动作，马上就会觉得低他一等，有一种非人的感觉。这能够使他崩溃，及容易向你屈服。”

他也披露，这5年来在警方扣留所离奇死亡的人数就高达80余人，但是都没有受到人民的关注，因此他呼吁公众应该更加敢怒敢言，推动政府进行有意义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