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悔苦耕金马仑15年，苏雷士撤离由零开始
【今人物】告诉你属于他们的故事
约访这一天，是苏雷士刚搬来雪兰莪沙亚南的第二天，虽然还未完全安顿好，但他仍然按照约定时间准时出现，约在他新落脚点一公里外的嘛嘛档。
“应该都还没安顿好吧？”我问。
他带点苦笑地说，“嗯，还要处理一些搬迁后的东西，我的电脑店其实也还有账单还没解决（笑）……”
苏雷士（Suresh Kumar Balasubramanian）现年43岁，过去一直是社会主义党（PSM）金马仑高原区部秘书，也是第14届大选的金马仑国席候选人。惟在全新一年开启之际，他选择了卸下党职，离开耕耘15年的金马仑，暂别妻女，独自在巴生谷展开新生活。
【今人物】告诉你属于他们的故事
约访这一天，是苏雷士刚搬来雪兰莪沙亚南的第二天，虽然还未完全安顿好，但他仍然按照约定时间准时出现，约在他新落脚点一公里外的嘛嘛档。
“应该都还没安顿好吧？”我问。
他带点苦笑地说，“嗯，还要处理一些搬迁后的东西，我的电脑店其实也还有账单还没解决（笑）……”
苏雷士（Suresh Kumar Balasubramanian）现年43岁，过去一直是社会主义党（PSM）金马仑高原区部秘书，也是第14届大选的金马仑国席候选人。惟在全新一年开启之际，他选择了卸下党职，离开耕耘15年的金马仑，暂别妻女，独自在巴生谷展开新生活。
如一般兴都家庭的习俗，苏雷士在母亲的家乡金马仑高原出生，尔后就在父亲的家乡，即毗邻的瓜拉立卑（Kuala Lipis）长大。
与一般人一样，苏雷士成长期间不太关心政治，循规蹈矩地念完中学和大学后，就投入社会工作，即使在1999年大选时，已符合资格投票，也没把这当一回事。
他腼腆笑言，“那时刚毕业，忙于工作，也没理会太多。”
儿时往事讨厌三美
虽然如此，儿时发生的一件事情，一直深深埋在苏雷士的心里，进而促成他与社会主义党的不解之缘。
苏雷士出身小康家庭，父亲是瓜拉立卑一间园丘淡小的全职老师，薪资不多。当时为了增加家庭收入，父亲投入不少血汗钱，投资据称能提升低收入家庭的迈卡控股（Maika Holdings）。
“大概我10，11岁的时候，坊间开始传出迈卡控股管理不当、出现金钱问题的消息。这些传言惊吓到我父亲，导致他开始长途跋涉，从瓜拉立卑搭巴士来往吉隆坡好几次，只为了索回投资的成本。”
“有次我跟随父亲南下首都，到了半山芭又再转车，好不容易到了该公司的办公楼，迈卡控股的职员二话不说就推开父亲，恫言不能退款，叫父亲回去。我父亲只不过想要拿回老本，结果职员就叫来了流氓推倒父亲。”
“当时我也还小，懵懵懂懂，只依稀记得，父亲带我离开后，再把事情告诉我。我那时所理解的，大概就是三美威鲁管理迈卡控股不当，然后他们不愿还钱给我父亲。"
"那天起我就开始讨厌三美威鲁，主要还是因为他们对待我父亲的方式。自此，那件事情就一直烙印在我脑海里。”
随后，苏雷士父亲前往警局报案，历经数次索偿后，终于成功拿回老本，事件也跟着告一段落，不过，却为年幼的苏雷士开始埋下对社会课题好奇的种子。
三美威鲁（见上图）是国大党在位最久的党主席，领导国大党长达32年，直到2011年才卸任。期间，他以改善大马印裔经济地位之名创办迈卡控股，担任该公司总裁，其儿子更是首席执行员。惟迈卡控股管理不当、连年亏顺、更爆发股票“偷龙转凤”的丑闻而失败告终。
离家7年重返故乡
18岁那年，苏雷士离开彭亨家乡，南下柔佛工艺大学（UTM）就读电气电子工程系。自小热爱理工的他，物理和高级数学科目成绩特别好，中学更拿过这两个科目的最优秀学生奖。
大学时期，苏雷士的毕业作品是创造一个声控机械。在网络有限，科技不发达的时代，苏雷士苦干了两学期的成品深深惊艳了教授，更获得教授献议留在大学工作。
“不过，我不太喜欢柔佛的生活，所以拒绝了教授的献议，毕业后就选择在八打灵再也的一家电子厂工作。”
毕业后，苏雷士在巴生谷生活了5年，间中换过一次工作，最后决定在2001年辞职，离开电子工程界，回到出生地金马仑高原。因为热爱理工科，苏雷士在那里开设周末补习班，教导物理和高级数学。
“其实，我到了2002年才认真开办补习中心，之前只是周末开课。之前这段时间，我算是无业状态，很多闲暇时间阅读。”
”当时我读了很多书，接触到很多新知识，渐渐对社会结构萌生好奇，特别是那些是非对错、那些发生在社会里的事情。我想，我后来会被社会主义（socialism）深深吸引也不是个偶然。”
到了2003年年底，苏雷士念念不忘理工技能，便在补习中心里开辟一个空间，提供销售和维修电脑服务，在同一个店面经营两门生意。
首次助选对抗三美
从儿时开始累积的疑问，一直默默藏在苏雷士心里。他没有刻意寻找答案，不过，却在第一次参与助选后，从此改变了往后的人生方向，也为多年以来的疑问找到了答案。
那年是2004年大选，三美威鲁是时任国大党主席。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苏雷士，此时萌生了一个简单的念头——“我要反对三美威鲁”，一心想要对抗当年恶劣对待父亲的人。
然而，当时资讯和网络有限，人们只认识主流政治人物，对于在野党和替代政治却一无所知。苏雷士四处打听谁是三美威鲁的对手，偶然听闻一名医生有意上阵和丰（Sungai Siput）国席后，好奇心大增。
“或许是我的刻板印象，医生就只是个开设诊所和赚钱的人，所以我非常不解为何那医生要和三美威鲁打擂台，我真的很好奇。我尝试找出他的联系电话，最终通过槟城非政府组织国民醒觉运动（Aliran）拿到他的（联络）号码。”
原来，苏雷士口中的医生，正是社会主义党中委间前和丰国会议员再也古玛（Jeyakumar Devaraj）。
受古玛吸引遂入党
苏雷士就这样为社会主义党献出自己首个助选经验，也是生平第一次参与政治活动。
“我是在提名日隔天联系古玛医生，他妻子接电话后就叫我过来助选。那天我很迟才抵达他们的竞选行动室，会面后我们一起共进晚餐。”
“在我认知里，医生都很高傲自大，他却那么谦虚和善，晚餐时更为我端盘盛饭，让我大感惊讶。竟然有医生会为你服务！这样的人物，让我更好奇了。”
再也古玛待人处事的方式深深吸引了苏雷士。为了全心全意在和丰替再也古玛助选，他不惜让补习中心停课10天，更让他不假思索地填写入党表格。
他表示，虽然再也古玛后来落选了，但对方尔后一直与他保持联系，持续把各式各样的读本寄给他，让他有机会接触社会主义。对于初次接触左派思想的人而言，心里难免疑惑，这套思想究竟是否能在这个世界行得通。
“大概同年7月期间，社会主义党在选后办了一场讨论会，探讨世界的运作方式、谈论为何有那么多的饥荒……古玛医生是当时的主持人，他也发表了不少自己的看法。”
参加完研讨会后，苏雷士开车从怡保回到金马仑，在近100公里的两小时回程里，在车上反复思考了很多。
“那一晚真的让我大开眼界，我好像找到了出路。哦，原来我们可以这么做，原来可以尝试这样的解决方法。”
他发现，世界上种种的不平等事件，原来跟社会的经济模式有关，包括财富分配以及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问题。
这番领悟也让他发现，人性的贪婪造就人类不断追求财富，一心只想赚很多很多金钱。他认为，经济模式是决定国家样貌的重要因素。
“就那个晚上，我找到了答案……而自此以后，就是我在社会主义党里无法回头的历程了，哈哈哈。”
设立中心探索社会
那一晚茅塞顿开后，苏雷士又问了再也古玛一道问题。
“我说，我想要探讨这个社会，最好的方式该怎么做？他说，开个服务中心吧。”
在再也古玛的鼓励下，苏雷士和几个好友就胆粗粗地以非政府组织的身份出发，开设了金马仑人民服务中心（Persatuan Perkhidmatan Rakyat Cameron Highlands, PPRCH）。
“我们那时候还是很害怕政党政治的，所以选择倾向无党派……直到2008年的308大选后，我们才正式以社会主义党之名开办服务中心。”
单凭一个信念，没有任何外援，原本已经经营两门生意的店面，又腾出一个位置，充当人民服务中心的地点。
所谓万事起头难，人民服务中心设立初期，不仅难以取得民众信任，还处处面对执政当局的种种刁难。
他忆道，人民服务中心设立首6年期间，其中4次遭骚扰的经历，令他最为印象深刻。
“我那时还单身，寄宿在叔叔的家里，因为不好意思干扰叔叔一家人的作息，我都早出晚归，呆在补习中心的时间很长。这样的生活方式，让警方借机找上门，怀疑我这里匿藏性工作者，就搜遍整个店面，却什么也没发现。”
“我当时很天真，后来才惊觉上门搜查店面的不是普通警察，而是政治部（SB）警员。要知道，政治部没有权力展开搜查。”
第二次，警方怀疑他售卖电脑零件的贼赃，搜完整间店后，同样没有任何收获。结果，第三次，警方则带来一名男子，指控对方就是出售贼赃给苏雷士的人，惟始终找不出任何证据。
苏雷士指出，警方的存心刁难，相信是与他为工人争取权益的案件有关。
他说，当时处理一名雇主拖欠薪水，还攻击外劳的案例。报警后，当局却置身事外，什么也不做。他一气之下，写信到吉隆坡武吉阿曼警察总部投诉，相信因此而激怒了当地警方。
遭政治部蓄意刁难
警方连续三次无功而返后，竟然使出“软着陆”的技俩，委派政治部的一对夫妇，假扮成顾客结识苏雷士。他们频频释放“善意”与他交友，最后还说要收他做“干弟弟”，才让他惊觉不妥。
“他们一直对我很好，很意外地好，后来一说要我做他们的干弟弟，我就浑身不对劲，才发现这夫妇俩都是政治部官员，以这种卑鄙手段来接近我。”
“我当时非常愤怒，并写了一封立场非常强硬的信，告诫警方不要再骚扰我。自此以后，才结束政治部没日没夜的骚扰。”
在国阵霸权时代，除了苏雷士受到警方软硬兼施，骚扰威胁之余，就连他的家人和朋友也受到警方恐吓。警方警告他们不可亲近苏雷士，因为他随时会遭到警方逮捕，导致他一名好友突然之间与他断绝来往，直到多年以后才把真相说出。
苏雷士不禁感叹，在小镇上经营民主运动，很容易面对压迫。而且，他解释，金马仑没有一个强大的在野党，加上当时依然是国阵牢掌政权，从来没有人“胆敢”做出任何抗议政府或执法单位的举动，更甭论出来争取权益和自由。
因此，他认为，要是金马仑在野党够强大，警方的立场或许会相对中立，不会如此轻易恐慌民间的力量。
不过，他透露，2008年的政治海啸，多少让执法单位改变态度，不再那么地强硬对付异议者；人民也开始发现，原来大马政治是有改变的可能。
308大选后，政治海啸虽然没有在金马仑掀起任何浪潮，但所带来的阵阵涟漪，软化了执法和政府部门官员的态度；苏雷士的认真耕耘，也让当局从2010年开始，渐渐认可社会主义党的工作，低阶官员也会比较正面看待和接受苏雷士提出的问题。
渐获民心决定参选
经营服务中心多年，除了成功让执政单位逐渐卸下防卫之心，苏雷士也渐渐受到民众认可和信任。他在外头用餐时，不少民众会前来握手打招呼，一些农夫更会为他买单，作为一种认同和支持他的方式。
苏雷士思考着如何实践社会主义的理念，加上考量到国会议员的高额薪资，可以应付服务中心的日常开销，决定参选第14届全国大选，并从2017年就积极展开竞选活动，希望能以社会主义党的旗帜，拿下金马仑国席。
虽然他用心良苦经营良久，但在509大选的五角混战中，仅得680票，连按柜金也不保，最终败阵予国阵国大党西华拉兹。
他形容，社会主义是实验想法的一种方式，而参选也是一种实验，只不过他失败了。
“这场选举对我来说其实是孤注一掷，但我当时没说出来。即使在选前，我信心满满告诉党内部，我有信心我可以胜出。我们提早一年就开始竞选，人们都很欢迎我们。一直到投票日当天，我们才惊觉，草根的工作没有转换成选票。”
唯一让他感到安慰的是，有三分之一选票来自于经营许久的原住民社群，而其余的支持来自于印度社群、补习学生和家属的支持。
欠敌对党领袖店租
原本想要胜选国会议员的算盘打不响，严重受挫的苏雷士在大选后沉思了一段时间，最终选择亲手清空经营18年的补习中心，同时也结束了15年的金马仑社运生涯，离开高原到平地展开新生活。
询问之下，苏雷士才透露，过去欠下的债务已累积到40万令吉，因此基于金钱压力，他不得不结束生意和服务中心。
他说，经过大略计算，服务中心过去每月经营费用大约2000令吉，长期累积下来，总共拖欠约40万令吉。其中，10万令吉是来自中小型企业银行的贷款，其余30万令吉则是父亲和朋友借出的款项。
“即使有些人捐款，也只够承担服务中心开销的10%，其余都是用我自己口袋的钱，还不包括手头上的债务。”
“朋友和父亲其实没有向我追讨贷款，但我决定要还给他们……我要解决这些债务，我给自己10年的时间。”
“其实，不管是金钱、时间或者精力，我都已经耗尽所能，无法再支撑下去。”
他也笑言，其实，近10年来租金都拖着没还，欠下店租共约9万令吉，而且店主还是国大党的区部领袖。
“从我搬入他的店起，他就告诉我，我是在做对的事情，但会很难生存。的确，前5年我有按时缴付租金，后来我就拖着拖着没还了。虽然偶尔有催我付租金，但他也没真的逼我还。他是个好人。”
现在店铺结束营业，苏雷士承诺店主，从今年3月起，将每月偿还1000令吉租金，逐步减少累积的债务。
草根工作难转换选票
“你知道我想的是什么吗？我以为我真的可以赢，这样我就能拿国会议员薪水还债……我超级自信我可以胜选，但其实我没读懂人民的情绪。”
面对种种的局限和挫折，我问苏雷士，如果时间能够重来，他会否愿意重走旧路。
没等问题问完，他就毫不犹疑地说，“是啊，我会，我会的，只要金钱上……只要那个社区愿意提供金钱支持，我肯定愿意继续我的工作。”
经历选举挫败，他表示，若社会主义党要胜选代议士，以薪资作为资金来源，肯定无法在近年内能够做到。
“其实大选前，党内就有讨论，我们很难把草根工作转换成选票。惟我当时有不同的想法，我认为金马仑与众不同，我们可以胜选，我们有很好的支持，但我算错了。”
“就如古玛医生在选后面对的情况一样，人们都说古玛医生很好，这个党也很好，我们需要你，而你也长期都在这里。”
“但他们（选民）没有把你当成是选举的料，他们选择看大局，看国家议程。要社会主义党走到这个阶段，至少需要10至20年以上的时间。”
暂别社运专心还债
忍痛结束15年的社运生涯，苏雷士目前只身搬来沙亚南，住在妻子十余年前买下的房子，准备重新投入电子工程界，找一份稳定收入的工作，逐步偿还拖欠的债务。
虽然工作还没着落，但苏雷士已经计划好暂时和妻女分隔两地一年，更报读了工艺大学吉隆坡分院的工程硕士学位，即将在本月26日开课。碰巧的是，那一天正是金马仑国席补选的投票日。
对于这个巧合，苏雷士微微地笑了，重申自己不会竞选，也不会在竞选期间为任何人助选。
除了继续深造，苏雷士透露，他还报读了程序设计的网络课程，以增进自己的知识和市场价值，也算是重新回到自己既热爱又熟悉的领域里。
他目前将会暂时脱离社运生涯，并为自己订下5年时间，专注深造和工作还债，并预计妻子和9岁的女儿明年将会从金马仑搬来与他团聚。
“我现在选择休息，我已经去到了某个尽头。不过当我准备好之后，我肯定会回来。这不是说我找到了自己的美好时光，而是我给自己5年时间休息。只是我不会再回到像金马仑这样的地方，再重新开个服务中心，我不会再这么做。”
重新思考地方/中央
相比起经营当地社区，苏雷士心里也有盘算，希望好好休息充电后，把过去经营社区的努力，衍生成打造全国性网络，主打中央议题。
“其实，我想要在中央团队里面。我过去经营金马仑、话望生和新邦波赖的原住民，身在吉隆坡，我可以拜访每一个地方，总好过过度专注一些区域，导致完全不知道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何不分散一些工作到其他地方，这是我想专注的部分。”
他也想要多加写作，把想法转为文字，并扶持和培养年轻一代，经营全国网络，而不再是非常孤立地只经营一个地方。
“我以为我们可以在乡区燃起花火，但看来行不通。我已经耗尽金钱、精力和时间。我想，要是我把这么多的心力都专注在中央，或许我们就可以做更多中央的课题，让更多人看见。相对而言，人们不是那么在意金马仑。”
去年10月，苏雷士全面关闭服务中心，并在同年12月底完全清空服务中心和补习中心。虽然全面告别金马仑的点点滴滴，苏雷士心里还是期盼着，有人能够接手他过去经营的果实。
“没有人接手。我们算非正式关闭了。我们还在讨论是否只延续金马仑原住民的工作？我想，我们只会继续原住民这部分，我们不想失去这一块。”
盼有新人接班续耕
细谈之下，才得悉苏雷士和社会主义党曾物色有心人或年轻一辈，到高原上继续经营苏雷士所累积的网络。不过，碍于资金有限，他们没能力聘请全职员工，接班计划也就只能暂搁一旁。
苏雷士感叹，第14届大选后，社会主义党全军覆没，财力严重受损，党员也还在恢复元气中。他认为，若要走出一条生路，就必须更集中专注全国议题，主打中央，借此吸引更多中产阶级的支持。
“其实，我们也有推出大马第11计划的替代建议（counter proposal）、列出我们如何发展经济和执政方式。我们虽然专注特定议题，但我们也谈大格局。只是可能宣传不足，人们没有真的看见。”
“我们也有经济计划、怎样废除消费税、怎样弥补收入损失等等。不过我想，这些都需要时间让人们看见。除非未来有任何重大事故发生，或许就会触动一些改变。否则，按照目前的局势，社会主义党至少要耕耘多10至20年，才能逐渐看到成果。”
不想错过孩子成长
虽然心中有各种盘算，但苏雷士重申，重新投入政党工作，是5年之后的计划。目前，他也想保留给自己做父亲的时间，陪伴孩子迎接青春期。
“我女儿正在成长中，很快就步入青春期。我只想要和她在一起，参与她的成长过程。我要花一些时间陪伴她。”
他虽然满意自己在金马仑的成就，但也坦承，要发动人民力量需要持续经营，更必须在组织和筹资工作上取得平衡，而这正是他所失衡之处。虽然，他无法兼顾资金来源，但还是很乐观地评价所累积的经验，并当作这是一个实验自己和社会的成绩单。
“如果你能够维持，那么你就能继续下去，去实验这个社会真的很有趣。”
访谈尾声，苏雷士感叹自己已步入中年，也坦承自己在这年纪做了人生中很大的改变，风险很高。但他坦然以对，就当作是给机会自己做出重大决定，也庆幸妻子同意暂别一年的计划。虽然不容易，但为了更好地规划财务状况和家人的生活，苏雷士只能这样做。
“这的确不是趟容易的旅程，但我很高兴我在金马仑所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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