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高庭批准前首相纳吉辩方律师的申请，指示控方证人出示据称是Ambank银行家余金萍（Joanna Yu Ging Ping，译音）和一马公司通缉犯刘特佐之间的通讯记录。

吉隆坡高庭今天续审纳吉SRC国际公司汇款案。控辩双方来回争执一个小时半后，高庭法官莫哈末纳兹兰裁决，控方第4证人时任国行查案官法汉（Ahmad Farhan Sharifuddin）必须出示2015年7月6日在Ambank拉惹朱兰路分行充公的物品。

早前，法汉供证时说，当天与3个不同国行突击队伍搜查Ambank大厦。

他说，曾在Ambank大厦24楼会见余金萍，而余金萍交出有关通讯记录证据。

法官裁定，辩方申请证人出示充公文件有效。

“按照辩方要求出示相关通讯的要求，我认为这项要求合理。证人必须出示通讯证据。”

法官询问，究竟纳吉辩方律师团队要求证人出示什么证据，律师哈温德吉星回应说，辩方要求法汉出示余金萍被充公的电邮和黑莓手机，因为里头可能含有她与刘特佐等案件相关人物的对话。

除了刘特佐，其他被纳吉辩护律师点名的人士包括：一马公司前执行长沙鲁哈米（Shahrol Azral Ibrahim）、前执行财务总监特伦斯（Terence Geh Choh Heng）、前法律顾问与集团策略执行董事卢爱璇（Jasmine Loo Ai Swan）、SRC国际公司的前执行董事聶菲沙（Nik Faisal Ariff Kamil）、前执行长莫哈末阿扎（Mohammed Azhar Osman Khairuddin）、前朝圣基金局执行长依斯米（Ismee Ismail）、施玉萍（See Yoke Peng，译音）和李德龙（Jerome Lee Tak Loong，译音）。

控方反对刺探消息

不过，副检察司西谭巴兰（V Sithambaram，上图）反对纳吉辩护律师要求第四证人把2015年7月6日从Ambank充公的文件带来法庭，并形容此举为撒网式的刺探消息手法（fishing expedition）。

他说，哈温德吉星的要求，将导致法汉触犯《证据法令》第51条文。

“他们（索取的文件）必须是可被采纳和有必要的。”

“他们现在使用一种撒网式的刺探消息手法。我们要求根据正确的程序（做正式的申请）。”

“如果他们不断地索取文件，来检查是否有关联及可否被法庭采纳，这将会是个漫长的审讯。”

不过，哈温德吉星则批评检方尝试阻扰纳吉的申请。

领导辩方律师团队的资深律师沙菲宜提醒，最终还是要由法庭来决定，是否批准辩方的要求。

他说，此事与案情相关，因为法汉在2015年7月6日从Ambank充公银行账户的文件，而有关文件会影响到纳吉的抗辩。

“必须给我们探索的余地。我们并非要知道证人和反贪会之间的沟通，纯粹是要那些他持有（的文件）。”

证明纳吉毫不知情

沙菲宜在法庭外向记者解释，辩方需要余金萍和刘特佐之间的对话证据，以证明纳吉对被提控的罪行毫不知情。

“尤其在这个案件上，他（纳吉）没直接处理（Ambank）有关账户。”

“这就是为何你看到，聶菲沙、他的已故秘书和刘特佐的名字出现，以及他们给予银行的指示。这有关系（到纳吉的抗辩）。”

“我知道，有关黑莓手机的沟通，因为《砂拉越报告》、《鲸吞百万》和《华尔街时报》的全部文章（有报道）。”

“余金萍和刘特佐的对话很关键，因为这将说明，刘特佐尝试告诉余金萍有关资金转账，确保首相（纳吉）蒙在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