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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加兰伤逝2:“不要说了”的悲哀伤疤

今特写深入挖掘你不得不知的事

若开车从迪沙鲁到边加兰四湾,驶过现已扩建为四条车道的大道,可见路边一醒目路牌,Bukit Pelali。极目望去,后面高耸山丘几乎被夷平,山上有运沙罗里急驶、辗过,尘土飞扬,混凝土防护堤一排排沿山势建起来。

当地村民戏称,原本长满翠绿树林的观音山,变成“秃头山”。那道褐色山土彷彿被挖泥机铸刻的疤痕,也刻在了边加兰村民的心上。

观音山被毁,就彷如五座义山、七座村庄被清空般,代表边加兰历史和乡情的情感,将永远消逝,一去不复返。

文史工作者萧开福说,当地最高山观音山对边加兰村民有特殊含义。

“历史上航海家遥望观音山便知抵达边加兰,那是重要的海上路标。边加兰首座神庙三湾观音庙最早开埠时,便是建在观音山上的,保佑出海渔民,后来观音庙迁至三湾平地,而那座山被唤作观音山了。”

观音、神明、庙宇、保佑,观音山可说是边加兰村民的信仰核心。那不只是一座绿荫树林、等待被挖泥机开发的山丘。那是连结村民观音信仰的符号和具象。

从海边仰望观音山最高峰,不只是象征渔民终于抵达家园的安心,也是庇佑村民的保护神居所。当观音山不再,观音庙搬迁,那个寄托在心中的信仰也随之迁移与消失。

一湾、一山、一庙是边加兰村湾的地理格局。神庙对于华裔村民,是信仰核心,也是社区文化活动的重心。

观音山和观音庙,代表的是边加兰社区、人文、祭祀活动中心。当神庙理事会在马华的协调下同意搬迁至六湾,意味着社区核心的重心转移,围绕神庙进行的日常活动,也跟着搬离。

神庙与祭祀活动对于华裔村民来说,是信仰核心,也是社区文化活动的重心。(摄于2017年9月)

消散中的社区文化

庆祝神庙神诞在边加兰是热闹的景象,各湾各神庙都会大肆庆祝,举办神诞庆祝会,晚上还有晚宴、福品竞标活动。

2012年,笔者在神诞期间到边加兰採访时,早上参观新湾顺安宫的酬神活动,晚上被邀请至神诞晚宴,看见清晨出海捕鱼的林友胜正专心参与福品竞标的工作,站着记录竞标细节。

林友胜是大湾渔民,在大湾海域装置七星网捕鱼,他位于大湾的家首当其冲,是石化工程的地点,被迫征收后,改到四湾捕鱼。

2017年,到边加兰探访林友胜,他早上如常出海捕鱼后,在四湾渔民码头的鱼寮整理鱼获,在旁边的“东边餐室”喝早茶,之后回家午休。

当天下午,笔者到四湾宝安宫参观祭拜活动时,见到林友胜和另一位渔民谢德宝到来。他们说,这是大湾神庙借宝安宫的场地举办祭祀。

各村湾的地方认同来自各湾的神庙,来自大湾的村民即使家园被征收,神庙被逼迁,当迁至六湾的神庙未完成兴建,祭祀活动仍照常进行,代表渔民对信仰的虔诚,祈求神明保护的务实心愿。

村民、渔民在宝安宫旁海边叠起高高的金冥纸,烈阳下,燃起老高的火焰,村民虔诚祷告,祭祀仪式过后,村民将各福品分了,带回家中。

大湾村民的神庙遭逼迁后,他们向四湾宝安宫借场地,照常举办祭祀活动。(摄于2017年9月)

石化工程对村民的影响,不只是有形的征地、家园被毁、污染工业的进驻,无形的信仰、祭祀、社区文化、生活方式,也会随之消失。当地神明信仰与渔业活动有很大互动关系,进而从经济活动发展为村湾信仰核心、社区认同和独有的生活方式。

林友胜说,以前出海捕鱼,驾船回家靠观音山、边加兰山来认路。

“以前靠山来辨认,现在海上都是灯,再也看不到山,反而要靠科技来辨认方向。”

“痛!”无牙伯对于观音山的现况,只能由内心发出疾呼。

“很无奈,无法做工作来保住它,属于边加兰永久性的地标被销毁。很多人只感到感慨、无奈,却没有人敢挑起。”

Otak Tan也痛心形容,把观音山“弄到面目全非,很心痛”。

孙老师对观音山充满感情。“那是渔民的回航地标,民间的神明信仰,象征神圣、慈悲、善良,如今被开发,心理总觉得不舒服。”

噤声:一道心灵伤疤

“那天是黄昏时分,我在头湾福建义山看到一群后裔。他们从一个坟墓走到另一座坟墓,带着相机拍照做记录,脸上表情哀伤,欲哭无泪。”

这群后裔已经是6、70岁的老人家了,看他们缓缓从坟头走到坟尾,充满留恋。夕阳斜照,昏黄的光线打在坟头上,他们的脸上,只留下悲伤、无助。

“看到这情景,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无牙伯说着,眼眶隐隐含泪。

“这群老人家毕生住在乡村,从未离开,对村子感情深厚。”

虽然如此,因为没有经费,他们却不是坚持到最后的后裔,头湾福建义山的后裔是最早签署迁坟协议的一群。

“退无可退,他们唯有选择搬迁。”无牙伯说,这是他在整场抗争运动中,见到的最动容的一幕。

无牙伯说,眼看着年近70岁的义山后裔,从坟头缓缓地走到坟尾,充满留恋,眼泪都快要掉下来。

2013年第13届大选后的几年间,边加兰村民经历社会运动伤害。

美国史丹福大学人类学博士研究生王钧瑜在研究边加兰运动的论文写下:“居民面对运动溃散、村庄变样,内心都有程度不一的运动伤害,常常推说‘不要问了’、‘不要说了’、‘一想到就心酸’。”

2018年9月,边加兰四湾大街咖啡店,老闆俊成和无牙伯谈笑风生,大声开玩笑,谈起当地的议题或当年抗争运动,都会以幽默方式搞笑闲聊。这与2017年还没换政府时,他表现的沉默大相迳庭。

2017年,笔者到边加兰採访,原本想要访问俊成有关抗争运动后的情况,来到咖啡店,店内高谈阔论的只有和发展相关的话题,关于抗争运动、义山、征地,之前闹得沸沸扬扬的课题,都似乎自动屏蔽,无人谈起。

边加兰自救联盟副主席沈茂山的太太说:“你不用去问他(俊成)啦,他不会告诉你的。”

在抗争运动风起云涌的那些年,俊成的咖啡店是四湾反抗村民集中的地点。在心理恐惧纷呈之际,俊成毅然让反对阵营张贴抗争集会佈告,在当地的公共空间扮演重要的抗争宣传中心。

像俊成那样,选后的数年内都保持沉默,变得安静,面对和运动、工程相关的话题,不愿多谈,是边加兰村民的集体写照。

像无牙伯和沈茂山这些在运动中跑在前线的中坚分子,每当笔者问起当年的抗争时,总会发现他们眼角隐含泪水,在阳光折射下微微闪烁。

沈茂山为了下一代,打算离开四湾,远离高污染工业。(摄于2017年9月)

“以前反对义山搬迁,义山都被搬掉了,现在没有什么话好讲,很多人不想再讲了。还讲来做什么?都已经这样了。”沈茂山说。

“我是很悲痛边加兰变成如此下场,但是我不怨义山后裔最后妥协,大家只是做了该做的。在强权之下,根本抵抗不了。”

他打算离开四湾,远离高污染工业,为了下一代。

“我把女儿贝倪送去台湾念书,如果能力许可,我要搬出去,就算租房子也好,不要守在这里。我相信石化工程开始后,继续住在这里会有污染的风险。”

无家:家不再是家

Otak Tan的父亲在家园被迫从新湾搬迁至六湾后不久就逝世。Otak Tan在新山租房子打拼,自从老辈逝世后渐渐不回去,也没有归属感了。

“已经变到这样了,(石化工程)还有可能停止吗?”Otak Tan不再回家,因为不是家了。

“以前回新湾,走几步就是姐姐家了,驾摩托车出来,不到5分钟就是咖啡店,三五知己天南地北地聊个没完。来到四湾,不用预约都能找到朋友喝咖啡。”

Otak Tan说,现在姐姐家人分散住,去到新花园的咖啡店,都是陌生面孔,吃完就走,去到四湾咖啡店,也是因为常常爆满,“想要坐久一点都不好意思”。

“现在人情味也淡了,景色也不熟悉,真的没有家乡的感觉,没归属感,回去了也闷。”

坚守家园到最后一刻

在抗争运动失败之后,大湾渔民林友胜成为顽固的钉子户,坚持不搬迁,其大湾旧家刚好坐落在石化工业园的中间位置,即使当局将家外的椰林砍倒、断水断电,还是坚守家园,直到最后一刻。

“被迫搬家的时候,我用新科技GPS记录旧家的座标,以后想家的话,就跟着GPS来找自己的家。”

林友胜(见下图)驾着车带着笔者到大湾一处较高的山丘,遥望已经被夷为平地的家园,手指着一个圆形的储油库,说道,“那里算起第三个圆圆的就是我的家。”

林友胜遥手指着一个圆形的储油库,“那里算起第三个圆圆的就是我的家。”(摄于2017年9月)

大湾渔民谢德宝说,当初坚决反对搬迁,但父亲和家人接受赔偿,一场征地下来,很多家庭闹分裂,只好妥协。

“以前捕鱼后会骑着摩哆在村内到处走,聊天喝茶,现在到处都是罗里大车,沙石飞扬,我骑摩哆满危险的,空气也不好,所以我都乖乖待在家,不想出门。日常生活方式改变了,以前村子有人情味,现在不同了。”

谢德宝的家已搬到六湾,但妻儿都选择住在外地,只留下他继续在边加兰从事捕鱼的工作。

“没办法,我只会捕鱼,没办法转换工作,发展来了也没办法,有一天过一天吧。”

没有考虑在石化园区工作?“我只能做渔夫,转不了行,做罗里司机也只是兴盛这几年,过后长远也是没有工作机会的,继续捕鱼,又担心工业污染,填海工程又造成鱼虾减少。”

面对生活的两难,又岂是一句“我们要学习新技能来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能解决的呢?

“以前在村内四处走,都是以庙啦、山坡、电线、树、山屋为地标,现在全部被推平,什么都没了,我再也认不出自己的家了。”谢德宝感慨说道。

大湾渔民谢德宝搬到六湾,继续在边加兰捕鱼。(摄于2017年9月)

有家:不再回家

2012年,笔者拍摄边加兰抗争运动的纪录片,片尾哭泣的小女孩,佩仙,长大了。她是林友胜的女儿。

当年那个提起自己家园即将消失的女孩,焦虑担忧而突然在镜头前哭泣。现在中学毕业了,今年已23岁,即使在石化园区内当书记,算上加班费一个月约有三至四千令吉的薪水,也不愿低头,毅然选择到新山当餐厅侍应生,现于电话店工作。

“我女儿有骨气,坚决不到石化园里工作,当年反对很激烈,现在也不到那里工作。”

林友胜现仍住在大湾东侧,在叔叔提供的空地上,重新建一间砖屋,旁边混乱地摆放着一地的捕鱼工具和大张大张的渔网。征地计划仍未开到那区,但四周都是开拓垦荒的工程,运沙罗里进出,尘土飞扬。家中的五个女儿都分别在新加坡和新山工作。

林友胜在坚持成为钉子户后,几乎损失原本可获赔偿的50%。他不言悔,但如果有一天不能在边加兰捕鱼,会计划到彭亨州云冰继续讨海生活。

“听说那里可以载钓客出海捕鱼,也是维持生活的生计。”

 


廖珮雯,自由撰稿人、大学学院讲师。任职《东方日报》新山办事处记者期间,自2011年开始跟进边加兰议题,间中参与报导大大小小的抗争活动直到2012年底。2012年9月30日,边加兰绿色大集会前,拍摄并上载纪录片《边加兰,何去何从?》。2014年初,到现场跟进大湾义山开挖情况。同年年底,受《东方日报》之邀撰写边加兰专题。期间,不间断到边加兰探访、参与当地村民活动。2017年,受一台湾媒体之邀撰写系列专题,再次频繁到边加兰访问,费时近两年,并特别在509大选后再次採访,以补充选后边加兰的发展情势。

【下篇预告】边加兰居民在石化工业进驻后,一度陷入反抗与开发的自相矛盾中。可是反抗无望后,当初反对发展的成员,也跟石化工程搭上关系。

【延伸阅读】边加兰伤逝1:义山、乡情与绿色抗争

边加兰伤逝4:新政府、新契机、新难处

边加兰伤逝3:石化到来后的爱恨纠葛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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