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事隔15年前之久，但是行动党蕉赖区国会议员陈国伟对当时的蕉赖收费站前万人大示威仍历历在目，是他终生难忘的大事记。
从1986年至今已经担任4届国会议员的陈国伟，在接受《当今大马》专访时感叹，“回首当年是不胜唏嘘”。
Fawziah控股私人有限公司和美特拉美机构私人有限公司，由于双方最近在法庭上的一宗民事起诉案中，将这起15年前的往事再度呈现在公众的眼前。由于此案涉及许多“大人物”和公众利益，因此也成为了众人的焦点。
这个坐落在吉隆坡市中心的收费站是于1990年9月1日正式启用。因为它是坐落在市区中心，而收费站周围都有住宅区，因此该区居民进出家门都遭到收费站的围困，被迫缴付过路费才能够抵达家门。
由于当时政府要兴建几座交通枢纽来抒缓蕉赖区日益增加的交通流量，在缺乏充足的资金的情况下，因此政府被迫将之私营化。
兴建收费站计划是在1988年开始进行，它不只涉及蕉赖路，而是包括彭亨路、东西连贯公路（East-West Link）、吉隆坡前往新街场路段的4座收费站在内。
早在有关工程完工之前，许多人士在1988年至1989年之间就已展开各种反对收费站的运动。
拒付过路费抗议
结果收费站在9月1日开始收费了，人民开始“呱呱叫”，也有许多人更是不愿缴付有关的过路费。
陈国伟透露，“那时候的法令仍未修改，当时不缴付过路费并不算是刑事罪刑，最多只是大道公司以民事诉讼向你追债而已；不像现在，就算你不给50仙的过路费都算是刑事案，可以被罚款最少2千，不超过5千，坐牢2年，若一次不给50仙就丧失了议员的资格，所以现在无法呈英雄了”。
有关法令是在大约1993年至1994年期间在国会进行修改，目的是为了对付陈国伟一众拒绝缴付过路费的人士。
“不过，当时我也创过很多次收费站，也接到律师信，有很多党员也没有给，也接到律师信，但都没有理会它，结果也不了了之。结果最后在93年/94年国会通过修改法令。”
另劈“陈国伟路”寻出口
蕉赖收费站开始收费后，在群情愤慨的情况下，陈国伟和一些反对收费站的人士“开辟新的出路”。他们在当时的一快荒地上铲开所有野草，开辟了一条黄泥路，让驾车人士避开收费站直接通往交通圈。
“当时这条黄泥路更被称为陈国伟路，而且还举行过开幕礼。虽然麻烦一点，但是可以避开收费站，而且大排长龙，导致没有人使用收费站，而且也没有人敢使用收费站，因为会被人骂。”
结果，大道公司眼睁睁看着煮熟的鸭子飞走了，感到不是滋味，加上民众天天在收费站前示威，令大道公司倍感压力。
在9月7日天还没亮时，大道公司派出本身的承包商去到陈国伟路，在路的两端挖了两个巨坑，不让车辆通行。
群情激忿，万人大示威
大道公司此举激怒了民众，将民众的情绪激发到最高点，导致出现万人大示威。
当天中午时候聚集在收费站前示威的已经有数千人之众，蕉赖警区主任更是要求陈国伟协助驱散人群，但是无法成功。
当陈国伟与反对收费站委员会举行紧急开会半途，接获其中一名理事的通知，示威的情况已经逐渐失控。警方开始利用催泪弹和出动水炮车驱散人群，更有一些镇暴队成员在现场追逐和殴打示威者。
原本，反对收费站委员会计划在9月15日，召集所有商家小贩全面停业，以及号召2万人举行示威，但是经过当晚的事件后他们也被迫改变原先的计划。
就在9月8日的凌晨，陈国伟欲亲自前往蕉赖警局，在他意料之外获得警区主任的欢迎。
遭内安法令扣留7天
当陈国伟一踏入警区主任办公室时，看到有4或5位身穿制服、素未谋面的高级警官，令陈国伟感到事情不妙了。警区主任也告知陈国伟，他已经被政府援引内安法令逮捕了。
陈国伟追溯当时的情况数，“当时也没有手机，也不能通知谁。他（警区主任）就拿出一副黑眼镜，不是太阳眼镜，而是用黑漆涂黑的眼镜，什么都看不到，眼镜旁边也镶上特别的东西，左看右看也看不到的。结果我戴上去后什么都看不到。他说放心我会扶你，然后就扶我下楼梯坐上警车，当时也不知道被载去什么地方，过后才知道是在怡保路的扣留中心”。
所幸的是，当时有一名守在有关警局的《中国报》记者目睹陈国伟被带上警车，并将有关消息传达开来。
陈国伟就这样被扣留了7天，期间被一群训练有素的政治部官员盘问了至少21次。
陈国伟说，“......从我小时候到父亲，再到父亲的父亲全部都问完。他们政治部官员都训练有素，并且采取心理战术进行盘问。里面没有报纸看的，甚至用来打包饭菜的报纸都是选择用日文报、泰米尔文报等外文报章，而且是分类广告的，所以当时你是与外界完全隔绝的。”
政治部的“心理战术”
“他们审问了两天后告诉我，他们也相信我是尽了代议士的责任，换成其他人担任国会议员也应该这样子做，不过问题是你这次闯祸了。他们说，当天晚上的示威之后还有发生了几次的大示威，很多警车被烧毁，很多公众人士也遭殃，公众的汽车及巴士也被烧和被打破镜，很多人流血。”
“他们还说，现在整个社会舆论一面倒，对你们的党很不利，你们的最高领袖林吉祥等人都已经公开道歉，现在没有人支援你，你是罪人。你这样子坐下去不值得，两年加两年再加两年，最好是我们安排一下，我们也不想此事被拖太久，如果你能够表白一下，谁没有过错呢？他们叫我自白。”
然而，陈国伟却清楚知道这些只是政治部官员所采取的“招数”，“因为以前茅草行动的时候，很多同志都中过这种招数，所以从他们口中知道，这些人是难以对付，也难以信任的”。
陈国伟是在9月15日被释放后才知道，原来收费站已经在9月12日停止收费了。
陈国伟相信，当时他能够这么早被释放，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大选的关系，因为在他获得释放后的两个礼拜就是提名日了。
1年之后的1991年9月15日，蕉赖路收费站才重新开始收费，但是过路费则减少了一半，从1令吉减少至50仙。
截至2003年9月15日为止，有关收费站一共收取了2亿令吉。陈国伟表示，这也意味着驾车人士在这12年来节省了2亿令吉。
赔偿额超出230巴仙
陈国伟也质疑政府作出7亿5千600多万令吉赔偿予美特拉美机构的理由，并指这是很离谱的决定。
“当年的副首相嘉化巴巴曾经透露，如果停止收费的话，政府必须每天赔偿收费站公司5万令吉。5万令吉乘365天再乘12年的话，应该是2亿1千900万。但是2亿1千900万是指减价前的，若是减价后的应该只剩1亿1千万令吉而已。”
“如以这个赔偿额来说，政府只须赔偿1亿1千万令吉，就以它收到的过路费来说也只有2亿令吉，但是现在7亿5千600多万令吉，超出了230巴仙。”
陈国伟指出，虽然有关大道已经结束收费，但是整个事情还有很多的黑暗面存在。
“至今我们都还没有看过大道的合约，因为现在还是机密文件。由头到尾，大家都是满腹疑团，但是没有办法接触到有关文件。直到最近法官判决后才知晓，也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揭露内情。”
他表示，当时特拉台公司老板fauziah的背景也不为人所知，但据悉，当有关大道停止收费后，特拉台公司确实是陷入困境。
“特来台也没有主动和我联络过，反而是后来的美特拉美公司有联络过我，找我于新年佳节时在收费站前派发礼品，我当然是不同意。”
谈及他在15年后的感受时，陈国伟说，“过去15年来，不只是人民付出不合理的代价，甚至连政府都被欺骗了”。
“这起事件中的诉求是还民公正的原则，这起事件的主角是金钱政治，后来的大示威事件却变成一些人获取高利及无限财富的手段。”
“一切的过失都在政府，特别是在城市建设方面眼光短浅。其实，人民才是真正被欺骗的一方，虽然政府本身应该也是上当了，但是政府上当，受害的还是人民，因为钱财还是人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