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清的黑色账本——JPJ贪腐记录
【今特写】深入挖掘你不得不知的事
去年4月中，30名槟州陆路交通局官员因为涉嫌向罗里业者索贿，遭反贪会一并押上法庭申请延扣，这种罕见的“大场面”不但使路人震惊，也撼动了整个大马社会。
此时在马来半岛的另一个角落，平时忙进忙出的阿清（化名）也难得稍微清闲下来，暂逃筹钱汇款的庸庸碌碌。
阿清在一家运输公司工作，担任秘书，她的平日可不是这样的。
如，某个平常不过的凌晨3点，阿清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电话的另一端是一名运输罗里司机，他向阿清投诉遇上陆路交通局（JPJ）的临检路障，因而紧张地要求阿清汇款。
听完电话，阿清匆忙起床，开车到附近银行以现金汇款方式，解决罗里司机的燃眉之急，填补司机经常“预付”执法人员的200到300令吉不等贿赂。
这种事情就是阿清的工作内容——应付罗里司机与执法人员的“关系”。
自从担任运输公司秘书后，阿清多年来都不敢在凌晨1点之前就寝，深怕一旦睡着，就要漏接罗里司机的求助电话。
她不禁揶揄当局说，“这些JPJ官员晚上都不睡觉，忙着捉车。”
阿清去年底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苦笑说，“我这个人一旦入眠就会睡得很沉，就有一次，我就寝后有辆罗里在怡保遭拦截，当时是凌晨3点……我没接到电话和汇款，导致罗里被扣押，还要闹上法庭。”
【今特写】深入挖掘你不得不知的事
去年4月中，30名槟州陆路交通局官员因为涉嫌向罗里业者索贿，遭反贪会一并押上法庭申请延扣，这种罕见的“大场面”不但使路人震惊，也撼动了整个大马社会。
此时在马来半岛的另一个角落，平时忙进忙出的阿清（化名）也难得稍微清闲下来，暂逃筹钱汇款的庸庸碌碌。
阿清在一家运输公司工作，担任秘书，她的平日可不是这样的。
如，某个平常不过的凌晨3点，阿清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电话的另一端是一名运输罗里司机，他向阿清投诉遇上陆路交通局（JPJ）的临检路障，因而紧张地要求阿清汇款。
听完电话，阿清匆忙起床，开车到附近银行以现金汇款方式，解决罗里司机的燃眉之急，填补司机经常“预付”执法人员的200到300令吉不等贿赂。
这种事情就是阿清的工作内容——应付罗里司机与执法人员的“关系”。
自从担任运输公司秘书后，阿清多年来都不敢在凌晨1点之前就寝，深怕一旦睡着，就要漏接罗里司机的求助电话。
她不禁揶揄当局说，“这些JPJ官员晚上都不睡觉，忙着捉车。”
阿清去年底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苦笑说，“我这个人一旦入眠就会睡得很沉，就有一次，我就寝后有辆罗里在怡保遭拦截，当时是凌晨3点……我没接到电话和汇款，导致罗里被扣押，还要闹上法庭。”
接受罚款还不行！？
罗里司机经常触犯超载或违法载货问题，而腐败的执法官员往往抓住这点，迫使司机行贿了事，免去更高额的罚款。
一旦对方不从，拒绝行贿，则腐败官员便援引更严格的条例加以对付，强制对方上庭面控，给司机添加麻烦，迫使他们未来就范。
据悉，根据JPJ内部政策，若是罗里轻微超载，则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局法令》（Akta Pengangkutan Jalan 1987）分别给罗里业者和司机开罚单，最高罚款为2000令吉。
不过若是严重超载，JPJ则会援引《2010年陆路公共交通法令》第57及58条文，把违规者控上法庭，而刑罚是罚款1000到50万令吉，或监禁不超过2年，或两者兼施。
前朝政府肃贪不力下，腐败官员滥用法律所赋予的执行权和酌量权，迫使罗里司机和业者在“理性考量下”不得不低头，甚至最后孽生一种“大家都这么做”的歪风。
罗里业的恶性竞争
至于何以罗里总是超载，车辆安全专家冯家财把矛头指向运输业的恶劣商业生态。
冯家财（见下图）从事车辆安全工程顾问事业35年，曾参与调查2013年云顶巴士车祸惨剧。他受访时点出，罗里运送散装货物时，一般以重量计费，但罗里业竞争激烈，大打价格割喉战，使到业者必须超载才得以生存。
“我举例，一辆洋灰罗里每吨运费为29令吉，这种情况下，你需要载送更多才能赚取微博利润？”
“一吨29令吉，10吨才拿到290令吉，你一直加到洋灰槽没法承担，罗里才开动。当洋灰槽没法承担，早已比合法重量超载50%……”
冯家财补充，在国内，罗里超载50%其实已是家常便饭。
为了遏制恶性竞争，他建议当局把托运人也纳入管制，即一旦抓到罗里超载，处罚对象除了罗里司机和运输业者之外，托运者也需连坐。
“如果当局要对付，就请厂商出示送货单，只要你寄托货品超重，就可以开罚……如果厂商接获罚单，他们就会劝告罗里业者勿超载。”
50与300，你选哪个？
运菜司机慕都（化名）向《当今大马》坦承，每每遇上陆交局或警方路障，他和同行都会给钱了事。
慕都平日往返金马仑高原和雪州士拉央批发市场。他受访时说明，每当金马仑高原菜园丰收时，蔬菜在收割后必须尽速运送下山以出售套现。
而罗里司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超载，进而成为腐败官员眼中的待宰羔羊。
慕都进一步直言，与其让老板为罚单头疼，甚至麻烦上庭还要缴付更高罚款，倒不如以低价“settle”（摆平）问题。
“有时当局凌晨1点或2点展开（临检）行动时，我们都不会打（电话）给老板，直接给钱就好……回到公司再向老板要回就是了。”
“你要中300令吉罚单和上庭，还是给50到100令吉贿款，你选咯？”
慕都也吐苦水说，有时倒霉，甚至一趟载货行程还要两次“破财”，“有次我在万挠中索贿，来到双溪毛糯也要再中，明明两地很近而已。”
“包月”后的温馨提醒
除设路障从个别罗里司机身上“找吃”的贪腐方式，腐败的JPJ官员还有更容易和“肥美”的猎物，即运输公司。
根据俗称的“包月服务”，罗里运输公司业者会固定每个月透过迂回汇款方式，给JPJ贪官定额贿赂。
这种“包月服务”可以换回两种“好处”，首先是受贿的官员在执法时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包庇行贿公司旗下罗里的违例行为；其次是，贪腐官员会透过WhatsApp通风报信，泄露临检地点，让业者能预先防备。
至于贿金数额，每个地方都有不同，从数百到数千令吉都有。
阿清向《当今大马》指出，每个月底，部分腐败JPJ官员就会通过WhatsApp给她“温馨提醒”。
根据她所出示的通讯记录，一名柔佛某县的JPJ官员以玩笑语气问道，“老板，本月会汇款多少百万令吉？汇款后，记得WhatsApp我们。”
阿清汇款1000令吉之后，对方在WhatsApp回复，“OK，谢谢。记得删除（通讯记录）。”
记载满满的黑“账本”
阿清拿出一本黑色文件夹“账本”，其中满满记载了她过去两年之间所汇出的贿赂金额和去向。
例如根据最近期的记录，阿清去年9月共汇出18笔贿赂，总额2万1300令吉，而受贿对象则是遍布雪兰莪、森美兰、马六甲及柔佛4个州属的县JPJ官员。
不同县有着不同的贿赂价码，账簿显示，最低者是每月300令吉，最高者则是每月6000令吉。
阿清说明，为了掩人耳目，接收汇款的账户其实都“白手套”，属于贪腐官员的“跑腿”或亲朋戚友。
《当今大马》检验与核对过阿清的记录，发现其中所记载的银行账户号码，与相应的户主姓名都真实无讹。
JPJ官员的铁饭碗
JPJ执法人员的聘雇制度，让人享有更坚固的铁饭碗，以致他们更加的有恃无恐。
熟悉公务员系统的消息人士指出，JPJ执法队、技术队等多数职位属于封闭服务（closed service），意即一旦进入就会终生留在该单位，不会转往其他部门，除非遭到开除。
消息人士补充，众所皆知，公务员开除程序冗长，需要在耗尽所有上诉程序后才能成事。
“即便一名JPJ官员涉贪被控上庭，他或她最多打入冷宫（masuk pool）。”
在公务员系统，所谓的“打入冷宫”意即暂停原职，调去文职或不相干职位，等待审讯结果。但相对于开放服务（open service），JPJ公务员只能内调，无法调离原来的单位。
“你每天上班开门，还是要见到他。他被控上庭，但还留在原有单位，轻则在内散播谣言，重则破坏体制，这是件令人头疼的事情。”
奉公守法就能没事？
长年累月下来，JPJ内部的贪腐魔爪越发肆虐，甚至连奉公守法者也无法幸免，为了避祸而不得不“喂养”这些腐败官员。阿祥（化名）就自认是这样的受害罗里业者。
阿祥的运输公司旗下有200辆罗里。他指出，其罗里运货时都会把重量维持在最高负荷51吨以下。
“我们公司不超载，但还是难逃骚扰。JPJ官员（找理由）指控超载，要罗里称重（timbang）。”
陆路交通局会在某些道路设立称重站（stesen timbang），用以鉴定罗里是否有超载。一旦罗里需要称重，即便最后安然过关，但时间损失还是免不了。
阿祥表示，他公司过去曾有一天内10辆罗里“被称重”的记录，以致错过交货时间，蒙受金钱和信誉损失。
“他们称重、检验罗里时会吃钱……如果之前已给‘包月’钱，就有人带着‘解决’问题，我们现在就是‘包月’。”
“但如果没包的话，一些官员会为难你，（说）这个不过关，那个不过关，讲到最后就是要钱。”
胃口越大，明目越多
阿清表示，他们接受“包月”的贪腐做法实在出于无奈，毕竟这等同陷入任人鱼肉的处境，除了疲于给不同的县JPJ“汇款”，更需要应付不时的突发勒索。
“如果我不给某县JPJ付款，一旦我们的罗里经过当地就会受到拦截，麻烦多多……”
即便如此，麻烦事还是陆续有来，毕竟贪官的胃口只会越来越大，千方设法地伸手要钱，令他们不胜其烦。
“有时官员还会狮子开大口，明明已经给钱，他们却说，这笔贿款只限高速公路，小路（联邦公路）还有另外加码。”
他也抱怨，每逢佳节，JPJ贪官就会要求“加钱”。
“就如今年的农历新年，这两天路障他们会‘吃’更多。因为接近大节日，执法人员生活花费比较高，有上头跟他们出去，平常200令吉可以解决，现在要300令吉。”
飞象过河来“找吃”
另外，阿祥也向《当今大马》揭露，部分JPJ贪官还会“飞象过河”，跑到自己管辖区以外的地方“找吃”。
“槟城JPJ部分官员大胆地下来，跨州到吉隆坡来找吃，（此时）我们又要自掏腰包摆平问题。”
他感叹，县JPJ贪官如今“吃相难看”，“他们都是有组织性，拿到的钱不是一个人‘吃’的……他们整个组的人共分。”
阿祥指出，这些贪官也精于掩饰自己的罪行，隐瞒JPJ州总部和全国总部的上司，只要有高官下场亲自监督执法时，他们就会循规蹈矩，一律给违规罗里开罚单。
“有时候，他们会做戏，当中央总部行动，高阶上司下来，他们就不敢吃钱，照开罚单。若是个别地域行动，他们就很敢拿‘咖啡钱’。”
公司所得大受侵蚀
阿清所就职的运输公司旗下拥有约100辆罗里。她向《当今大马》估算说，临检贿赂问题大幅侵蚀了公司的收益，甚至高达三成。
阿清说明，罗里跑一趟县内运输，收费在800到900令吉之间，若遇临检路障，则要掏出200到300令吉的“咖啡钱”，换言之，约30%的收入就没了。
相对的，若是长途跨州送货，则“损失”会较少，毕竟一趟收费是1500令吉，而300令吉的“咖啡钱”只占收益约20%。
“如果往返行程中两次咖啡钱的话，这趟罗里算是白跑，因为收费还没算维修费、轮胎、司机工钱，他们这样捉的话，我们一直给钱，哪里‘顶得顺’？”
“你还没算包月车服务，这又是另一笔账。一个月至少2万令吉。如果猖狂的话，一个月3万多令吉。”
根据阿清的“黑账本”，他们的罗里公司于2018年，就掏出了23万5600令吉来打点各地的JPJ贪官，每月平均耗费近2万令吉（1万9633令吉）。
至于2019年，1月到9月（扣除执法人员为回避反贪会追查，而停收贿款5、6月潜伏期）的7个月间，阿清总共支付11万6000令吉的贿金，每月平均是1万6571令吉。
相对的，他们公司每年开销只有80万至90万令吉，因而贿金已占据总开销的26%至29%。
阿清的老板——安叔一起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直言，严重的贪腐歪风一年多前已让他们“顶不顺”。
而他们是在渴望终有一天能摆脱需索无度的贪官下，才会开始把贿赂一一记录存证，期望未来可以用作举报佐证，终结贪腐。
“每天都这样找我们拿钱，当我们是摇钱树？还要给多少钱来填这种洞？”
《当今大马》已经联络交通部长办公室和JPJ总监沙哈鲁丁（Shaharuddin Khalid）寻求回应。
亟需深化肃贪努力
希盟政府上台后把肃贪放在优先地位，而这种努力有了一点成绩，使得大马在国际透明组织的清廉指数排行上大跃进，从前年的第61名，猛跳十位至第51名。
这样的成绩使得首相马哈迪直言，如今贪污已不是国家的“大课题”。
但是，上述的案例显示，政府机构依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贪腐系统和网络，而许多人民仍陷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困境。
政府大型贪腐往往跟普通市民有相当距离，较难以感受其严重后果，以致马青领袖在上届大选时抛出“你的户口有少一毛钱吗？”说辞，试图掩盖一马公司弊案。反之，JPJ等机构的贪腐问题却深植普通国民的日常，给他们有切肤之痛。
因此，政府务必持续和深化肃贪努力，从“打老虎”的标杆打击，扩大到公共机构每个层面的清理，逐步把大小贪官绳之以法，否则普通国民不会感受到廉政的实现。
“我早就不要做了……”
去年4月，反贪会重手出击，捕扣槟城JPJ的24名官员，彻查受贿包庇罗里司机案，几乎一举把整个单位的人手清空，以致需要向隔邻的霹雳州借调人手，维持日常运作。
截至去年8月，反贪会提控了至少28名槟州JPJ官员和2名前JPJ官员，声称他们分别每个月收取1万至3万2000令吉之间的贿赂，以泄露执法情报，也给司机分发特殊的罗里贴纸，充当“豁免对付”的标识。
一片风声鹤唳之际，他州JPJ的贪官纷纷潜伏避风头。阿清忆述，多名JPJ官员当时都传讯，请他中止汇钱，免得引起反贪会的关注。
“他们都怕了，一切汇款停止了2个月。”
但经过短短两个月的蛰伏，各县JPJ的贪官却又按捺不住了，开始伸手要钱，甚至还要往前追溯，要求填补之前的缺口。
阿清无奈地说，“我本来坚持不要给钱，因为都没‘服务’。但是，他们坚持，7月的贿款要加倍，补回之前没有给付的款项。”
“他们威胁说，否则他们不再接我的‘生意’，任由我们的罗里中罚，遇上麻烦。”
于是，阿清无奈结束难得的两个月“假期”，继续扛起这份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你每天要拿着现金，除了怕打抢，还要受精神煎熬，我早就不要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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