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扎里夫（Zarif，化名）提起，有个年轻难民无处可去，甚至还有自杀倾向。那番话触动了祖丽纳（Zurina，化名）的内心。她和扎里夫有个还处于青春期的儿子，她无法想象自己的儿子若滞留异国，每天独自露宿公园的情境。
“我告诉扎里夫，带他回来吧。”
扎里夫接到阿里（Ali，化名）的来电时，已是深夜时分。数个月前，阿里独自逃离阿富汗，来到马来西亚之后，找不到落脚地，只能露宿街头。
阿里再也撑不下去，甚至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一想到那幅画面，祖丽纳就过不了自己那一关。
19岁的阿里比祖丽纳和扎里夫的儿子还年长，但阿里出现在家门前时，他们才发现他的身型却比儿子的小一半。
“他看起来像个14岁的男孩，脸上带着这样的笑容，让我的心瞬间敞开了。”
当时，祖丽纳开口就说，“你可以叫我妈妈。”
阿里和许多年轻难民一样，为了躲避家乡的危险，踏上充满艰辛的旅程，走向未知的未来。许多人最终来到了马来西亚。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马来西亚共有800多名难民，年龄低于18岁，没有监护人。有些难民是独自一人，一些难民有亲属在等待他们，其他难民则在逃亡的路上与家人分离。
截至今年7月，共有17万7920名难民向联合国难民署注册。800多名无监护人的难民孩童看似只占一小部分，但联合国难民署儿童保护与性别暴力组主任冯嘉盈告诉《当今大马》，“即使只有一孩童也嫌太多了”。
这些数据可能无法反映实况，它并不包括未向联合国难民署注册的人，或者像阿里一样，已达非男童的年龄，但实际上仍然是需要协助的青年。
许多年幼的难民在父母安排下，找到愿意收留与照顾他们孩子的国外远亲或邻居。其他年幼难民则像阿里一样，来到了马来西亚，因为这是少数会批准阿富汗人申请旅行签证的国家。
对大部分难民而言，马来西亚是个从未听闻的名字。
逃离亲人的预谋杀害
阿里的故事要从阿富汗某个村子开始说起。小时候，阿里是个无忧无虑、肆无忌惮的男孩，老是在爬树或与羊搏斗，童年过得很愉快。
阿里来自大家庭，生活算是过得优渥。他有时候会告诉祖丽纳和扎里夫这对养父母，当地会有炸弹爆炸，“但如今不算频密，可能一周发生一次”。有时候，他会建议他们应该去拜访这个村子。
只是，他再也无法回到自己长大的村子。
阿里触犯了阿富汗社群的禁忌。当他越渐长大，家人开始排斥他；来了马来西亚后，连这里的阿富汗难民也把他拒于门外，导致他一度露宿街头。
阿里的养父母甚至不允许《当今大马》刊载个中原由，以免他惹来杀身之祸。
某一天，还在家乡的阿里在睡前，无意中听到叔叔告诉叔母，他们应该在阿里的食物中下毒，让他中毒而慢慢死去。
阿里告诉生母这段对话，母亲决定让他离开村子。为此，母子两人撒了谎：他们谎称他们俩要到清真寺祈祷，希望能够借此驱逐阿里身上的“灾难”。事实上，他们先是去当铺典当母亲的珠宝，然后去申请护照、旅游签证和买机票，最后一次则是前往机场。那也是阿里最后一次见到母亲。
阿里向养父母忆述，那天去机场之前，他还到优管（Youtube）搜索，如何办理登机手续、登机、在印度转机时该去哪里、下机后到哪里领取行李等等。
多亏生母花了1万2000令吉取得的学生签证，阿里在吉隆坡下机后顺利地通过关卡，出口处还有个中介等着接他。
扎里夫说：“中介把他带到沙亚南的公园，然后把他留在那儿。他告诉我们，他清晨6点到公园，就一直呆坐着，不知如何是好。”
“他只是坐在公园里等着某个人出现。”
太阳下山了，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晚祷（Maghrib）的召唤声响起，但阿里不敢做任何事，只是继续等待。
直到晚上8点，有个人走过来。
把阿里从机场接走的中介告诉阿里，他付的钱只够付机场接应的费用。这名中介同时把这件事转告他的朋友们，后来其中一人来到公园找阿里。
这人是一名研究生，他决定保护阿里。后来，他们成为好友和同住一公寓的室友。不久后，阿里找到厨房助手的工作，帮补家用。阿里的朋友把他带到联合国难民署，帮他安排一场面试，以便注册为难民。
但当2019冠病疫情爆发时，他的朋友正要毕业，并且准备回阿富汗。阿里因此失去餐厅工作，再次变得独自一人。他感到绝望、想轻生，最终来到了扎里夫与祖丽纳的家里。
充斥着恐惧的氛围
收留阿里已是数个月前的事，对扎里夫夫妻俩而言，他们如今已无法想象没有阿里的生活。
扎里夫说：“他真的会打开你的心房。他看事情的方式，给了我们不一样的视角。例如，他会说马来西亚充满憧憬，如此美丽，让他想要拥抱马来西亚。”
虽然他们夫妻决定领养阿里，但他们明白这并不具法律效用，因为阿里不再是幼童，他们无法合法领养他。
虽然大马政府允许联合国难民署在国内运作，但马来西亚并非《1951年难民公约》的签署国，也没有处理难民身份与权益的庇护制度。在这块土地上，阿里只是一名无证移民。
这意味着他随时可能会遭受移民局拘留，然后遣返回国。这也意味着扎里夫夫妻俩也可能因窝藏一名“非法移民”而被判罪。这也是们选择用化名受访的原因。
这对夫妇表示，疫情期间排外情绪高涨，政府更严厉地对付无证移民，因此让他们感到更恐惧，担心会被捕。
“这种时局下，出门在外并不安全。”
于是，他们禁止阿里独自在外，即使是为了补贴家用而在外工作。
有一天，困在家里的阿里决定烹煮阿富汗料理。他在姐姐的指示下，第一次做了烧麦（mantu），一种牛肉饺子。这是他的养父母尝过最好吃的饺子。
他开始尝试煮各种料理，每次都让养父母惊艳。于是，他们突发奇想，干脆让阿里在家中做餐饮生意，让他赚点零用钱。
他们的顾客大部分是祖丽纳和扎里夫的亲友。阿里会在厨房烹煮，扎里夫则帮忙递送食物。不久后，生意让他们应付不暇。
祖丽纳提到，“阿里好希望他姐姐在一旁帮助他，因为在家乡，他从来都不需要烹煮或清理家务。”
没想到，阿里的愿望竟然成真了。
当政府允许人们跨州移动后，阿里一家人回到生父在槟城的老家，扎里夫把阿里介绍给他的母亲认识。
就在回家途中，扎里夫的电话响起，是朋友阿里扎（Aliza Haryati Khalid）打来。阿里扎是大马社会研究学院（MSRI）负责人，该组织为吉隆坡的难民提供各种援助。
“阿里扎说：‘抱歉，我已束手无策，我必须请求你帮助，可以把一个事主安置在你家中吗？’”
扎里夫夫妻俩再次答应了。
他们从槟城返回吉隆坡时，阿里扎和事主阿莉雅（Alia，化名）已在他们的公寓等待。当他们坐在家里客厅时，这名留着长发、脸蛋圆圆的16岁阿富汗少女将身子卷缩在客厅角落，不敢与任何人相视。
祖丽纳说：“她好娇小，充满恐惧，你会纳闷，这女孩经历了什么事。”
阿莉雅来到扎里夫夫妻家之前，她已到过三个国家，在许多庇护所与家庭流转。
在阿富汗家乡，某一天清晨4点，她的母亲叫醒她，叫她保持安静，然后在行囊中装了几件衣服。阿莉雅的母亲没有多做解释，只是给她一些果汁、饼干、现金和自己的手机。
然后，她们悄悄走出家里，在天亮前去见一个中介。
她的母亲说：“你跟着这个中介，并且留着手机作为证据。”这是阿莉雅最后一次和母亲说话。
手机的图库存着阿莉雅受父亲虐待，而满是伤痕的照片。母亲别无选择，只好把阿莉雅送走。母亲的手机在她手上，使得阿莉雅也无法联系母亲。她甚至不知道母亲是否还活着。
在吉隆坡，中介把她送到阿富汗难民聚集的地区，之后，当地的一名社群领袖把她送到大马社会研究学院。这个非政府组织发起筹款，以便让难民社群庇护她。但这笔钱很快用完，又受到疫情冲击，庇护她的家庭已没有能力再领养阿莉雅。
走投无路之下，阿里扎只好请扎里夫收留阿莉雅。
扎里夫说：“我告诉她我做不到，因为我们已经领养阿里，我们家又很小。但她说只需要照顾阿莉雅一周，我们就答应了。”
如今三个月过去了，扎里夫和祖丽纳没有打电话问阿里扎何时要把阿莉雅接回去。他们已经把阿莉雅当成自己的女儿，是儿子阿里的妹妹。对他们而言，送走阿莉雅是难以忍受的事。
无法言语的痛楚
扎里夫认为，现在从很多角度来看，这是早已注定的事。
阿里一直挂念着自己的姐姐，然后这个跟阿里说同一方言的女孩，就来到他们的门前。
阿里和阿莉雅找到相互倾述的对象，当他们认为学习英语或马来语太困难时，他们会分享彼此的想法。
有时候，阿莉雅在宵礼或晨礼祷告后，会失语痛泣，无法描述她的痛苦，只能指着胸前说：“好痛”。
她和养母一起出门，到丝芙兰（Sephora）护肤品店或到公园荡秋千时，她又像个少女一样嬉笑。
虽然面对过去的伤痛会陷入失语状态，但有时候厨房会传来阿莉雅与阿里打闹的笑声——阿莉雅如今已是餐饮生意的一份子。
正如阿莉雅坚称自己只有16岁，她孩子般的行径也让她的养父母如此相信着，尽管她的护照上注明她今年21岁。祖丽纳和扎里夫猜测，中介可能是为了通行便利，而谎报阿莉雅的年龄。
他们没有和阿莉雅争辩年龄的事，因为她的情绪会因此而激动，认为这么基本的事都难以取信他人。
联合国难民署不久后会面试与评估阿莉雅，年龄因素可能会影响她接下来的路。
若她是16岁，身为一名孩童，则被视为比成年人脆弱，也因此会有更多福利。
这些福利包括她会纳入无监护人的孩童难民计划下，获安置在养父母家中、送去上学，还有其他福利。
此外，作为一名没有监护人的少女，她也更有机会再安置到第三方国家。
扎里夫夫妻俩希望，阿莉雅告诉联合国难民署面试官与护照资料一致的故事，否则，可能会影响她的庇护申请与重新安置的机会。
最终，他们也只能暂时居留在马来西亚。
但只要阿里和阿莉雅还在身边，扎里夫和祖丽纳就希望可以支持他们完成梦想。
最好的情况是，几年后，他们会重新安置到第三方国家，届时将会享有当地公民的权益。他们可以在那里扎根，追逐他们的理想。
祖丽纳说：“他们抱着很大的愿景，想上学、创业当老板。他们不只是想着如何生存，他们也有梦想。”
随着阿莉雅的加入，他们的餐饮生意蒸蒸日上，两名青少年则努力完成订单，以便获得好评。
生意订单越来越多，扎里夫已不能自己递送，需要外包给递送服务公司。
祖丽纳说：“他们非常努力，也在茁壮成长。”但她也说，他们宁愿不曾离开家乡、自己的母亲和姐妹。
他们会通过优管视频，和养父母一家到阿富汗“旅游”，述说着自己成长的地方。他们希望，这个新家庭有一天可以和他们个别的生母碰面。
祖丽纳说：“和他们一起的这段日子让我们更谦虚。我们不是富人，我们也需要解决三餐温饱。但还是有办法提供他们需要的安全庇护所。”
“其实，我们没有付出很多，只是一点心意，还有共享家的空间。仅此而已。”
* 基于受访者的隐私，因此本文以匿名的方式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