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促立法改变制度，确保“永续”之新闻自由
早在2020年初，媒体学者嘉雅特莉就曾警告，虽然在希盟执政时期，媒体享有较大的自由，但媒体行业的原有架构并未改变，所以那样的新闻自由恐不持久。
在希盟执政后，大马的新闻自由连续两年猛进，于2020年在全球180个国家中排名第101。
不过，自从国盟政府在去年3月上台后，就有多起对付媒体的行动，包括数次向媒体展开调查，并且也对官方活动的采访诸多限制。
早在2020年初，媒体学者嘉雅特莉就曾警告，虽然在希盟执政时期，媒体享有较大的自由，但媒体行业的原有架构并未改变，所以那样的新闻自由恐不持久。
在希盟执政后，大马的新闻自由连续两年猛进，于2020年在全球180个国家中排名第101。
不过，自从国盟政府在去年3月上台后，就有多起对付媒体的行动，包括数次向媒体展开调查，并且也对官方活动的采访诸多限制。
而今年，大马在新闻自由排名就一举下滑18个名次，排在第119，位于刚果之后，尼日利亚之前。
身为诺丁汉大学媒体、语言和文化学院助理教授的嘉雅特莉（V Gayathry，上图）接受《当今大马》采访时表示，由于结构不变，媒体所面对的问题其实依然存在。
她举例，大马目前并没有任何法律，得以保护新闻从业员或任何向公众传播讯息的人。
“我们有许多的法令，但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试图要制定新的法令，以提供媒体从业员某些形式的保护。”
“例如说，如果你被限制出席某个记者会或是受到某程度的威胁，没有（法令可以）保护（媒体从业员）。”
相较之下，印尼虽然面对许多挑战，但其中一个媒体改革，就是拟定特别的法令，把对付或攻击记者列为刑事罪。
嘉雅特莉说，印尼在制定了这项法令后，大大降低了对记者的暴力攻击。
应立法保护媒体专业
律师梁信友（上图）也同意嘉雅特莉的说法，认为国会应立法，为媒体从业员提供法律保障。
“立法可以保护记者在执行任务时，免受骚扰、威胁和任意审查，尤其这情况变得越来越普遍。”
梁信友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也提到，许多专业行业都有相关法律的立法承认与自我约束，如工程师、会计师、建筑师等。
而律师也受到《1976年法律专业法令》的认可、保护和自我约束。
另外，律师沙立占（Syahredzan Johan）也表示，若大马半岛新闻从业员职工会（NUJ）所制定的行为守则，能编纂成法律，将对国内的媒体大有帮助。
“大马半岛新闻从业员职工会有这个（行为守则），但却没有法律效用。譬如说，如果该行为守则要求记者必须保护消息来源，但当局若强制他们公开消息来源，他们也不能依赖这行为守则来保护自己。”
“如果这行为守则获编纂成法律，记者就可以在工作上获得更好的保护。”
需恢复设媒体评议会
不过，沙立占认为，这也必须与成立媒体评议会紧密同时进行。
希盟执政时期，曾力促成立媒体评议会，但到了国盟上台，这项计划如今犹如胎死腹中。
梁信友表示，必须立即恢复成立独立媒体评议会的行动，以进一步保护媒体从业员。
媒体所有权影响巨大
不过，嘉雅特莉却认为，这还不足以确保有永续的媒体自由，因为在大马，媒体的拥有权是另一大障碍。
她说，世界各地的媒体领域都面对财务困难，但在东南亚许多国家，如大马的情况更为恶劣，因为媒体财务都是与政治挂钩。
“（媒体）拥有权在大马是政治议题……我们没有任何纠正的措施。”
反之，在国盟政府上台后，媒体集团化的情况更加糟糕，如Media Mulia私人有限公司就进一步接管了《马来西亚前锋报》和《Kosmo》。
商业大亨赛莫达（Syed Mokhtar Al-Bukhary，上图）是Media Mulia公司的最大股东。
嘉雅特莉表示，媒体集团化是新闻多元与独立发展的最大威胁。
媒体受政府影响控制
马来亚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哥美兹（Edmund Terence Gomez，上图）则认为，必须区分媒体拥有权与控制的差别，因为某人可以持有一家媒体，但仍然让编辑室保有自主权。
反之，他认为在大马的情况，大部分的主流和传统媒体都受到政府直接或间接的管制，并委派他们的人进入媒体公司董事会或担任要职，让他们可以某程度的控制媒体的内容。
“政府是否有透明地确保，编采队伍可以自由、无所畏惧或偏袒地撰写报道？又有多少媒体报道是偏向当今的政府？”
“媒体董事会有什么变化，尤其是执行长，他们会向谁汇报？他们有向股东或政府汇报吗？而这又会如何影响报道内容？”
哥美兹表示，这并不表示为了确保有媒体自由，政府就不可持有媒体。
他以英国的《英国广播公司》（BBC）为例，虽然是由英国政府所持有，但英国政府却无法控制编辑内容。
就算是由私人所持有媒体，也不能解决政府控制的问题，反之会让精英把个人议程加诸在新闻编辑上。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媒体大亨梅铎（Rupert Murdoch）通过他持有的报章与电视台，发挥政治影响力。
因此，哥美兹就表示，在寻求解决大马媒体媒体拥有权与控制的课题上，需小心衡量。
应公开内容编辑决策
另外，嘉雅特莉也建议，另一个有助推动新闻自由的做法，就是编辑室应该透明化编辑内容的决策过程。
“我们没有看到，编辑室如何做决定，或是否有自我审查，而采用和排除特定新闻的衡量又是什么。这些都非常重要。”
“我们需要媒体自己先建立透明度和问责制……问责制可以协助建立信任。”
不过，嘉雅特莉也提醒，单单是解决围绕在媒体本身的问题是不足够的，因为国家的各种体制都相互关联。
国家机关需跟进改革
她点出，国家的各个机构，如法庭、国会、反贪会等等，如何对待媒体也非常重要。
嘉雅特莉表示，这些机构必须更加理解媒体在民主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现在有一种观念，认为媒体应该协助推动国家建设，因此，任何对政府的批评都是阻碍国家的建设。
她认为，国家机构也应该跟随媒体的改革步伐。
“你不能将媒体孤立出来，试图修复它，然后期望一切都可正常运作了。这些机构也必须改变他们与媒体互动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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