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特写】深入挖掘你不得不知的事

“权力和金钱、金钱和权力”。这是美国黑人歌手酷力欧(Coolio)1995年名曲《黑帮天堂》(Gangsta's Paradise)中的一段歌词。

事实上,在燃煤能源产业中,金钱与权力总是纠缠不清。人们不能把煤电与金钱分开。简言之,没钱,就没有燃煤能源。

在全球减少碳排放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趋势下,数个大国最近发出强烈讯息——终止为新的国际燃煤电厂注入庞大资金。

最近发出声明的是中国。中国除了是全球最大的有害温室气体排放国,也是海外燃煤电厂最大的资助者。

紧随其后的是韩国和日本——世界第二及第三大海外燃煤电厂的金主。

其他有份资助这些燃煤电厂的还有七国集团(G7),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

那么,马来西亚呢?

三银行大量投资燃煤业

煤炭占了马来西亚能源供应的近一半,在国际金融的“脱碳”趋势中远远落后。

马来西亚素来承诺要大量减少碳排放和碳足迹,首相依斯迈最近提呈第12大马计划时,措辞模糊地宣布要停止在本地建造新的燃煤电厂。

尽管如此,政府没有正式公开承诺会逐步停止注资国内外的新煤炭项目。

依斯迈也没有提到政府有类似的打算。

与煤炭相关的资金可以用在价值链和任何一环,从建设、运营燃煤电厂,到投资其他与煤炭相关活动,比如制造开采设备及运输等等。

直到去年,大马官联商业银行,如联昌银行集团、马来亚银行及兴业银行,仍大量投资燃煤业。

这包括为国内外的燃煤发电业提供贷款、投资、联合贷款、咨询或承销等服务。

根据澳洲金融与气候非政府组织“市场力量”(Market Forces),上述三家东南亚大型银行在2010年到2019年之间,估计已为燃煤发电业资助超过49亿美元(相等于205亿令吉)。其中,联昌银行通过债券和贷款提供了超过26亿美元(108亿8000万令吉)的资金,马来亚银行提供了18亿美元(75亿3000万令吉),兴业银行则提供了4亿3500万美元(18亿令吉)。

备注:按资产计算,马来亚银行是东南亚第四大银行,接着是联昌银行(第5)以及兴业银行(第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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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力量的报告去年面世不久后,马来亚银行和联昌银行因涉嫌资助印尼万丹(Banten)极具争议的第9号和10号燃煤电站计划,而受到激烈的批评。

这两座燃煤电的电站容量共达2000兆瓦,耗资35亿美元,乃是印尼最大燃煤电厂的一部分,预计将在2024年投入运作。

这项大型能源计划是由韩国支持,自从推介以来,绿色和平等环保组织就警告,该项目在30年的营运下,可能会导致多达4700人提早死亡。

联昌银行也是2016年到2019年间,为澳洲煤炭开采活动提供贷款的首20家金融机构之一。马来西亚半岛22%的煤炭供应正是来自澳洲。

此外,德国环保组织Urgewald估计,2018年10月至2020年10月期间,联昌银行在煤炭业投资近20亿美元(83亿7000万令吉),马来亚银行投入了18亿美元(75亿3000万令吉),兴业银行则投入了3亿6300万美元(15亿令吉)。

这些资金的接受方,据称包括云顶集团旗下的云顶能源(Genting Energy)。它是中国湄洲湾发电厂的共同拥有人,并掌握印尼万丹另一家电厂的多数股权。这两家电厂都负责生产煤炭能源。

印尼苏拉拉亚(Suralaya)燃煤电综合厂,将包含爪哇第9及第10号燃煤电厂。

银行逐步退出煤炭业

然而,在过去一年里,这些银行在煤炭政策方面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之后,三家银行纷纷宣布将逐步退出新的煤炭融资(见下表)。

联昌银行在去年12月下旬率先宣布,它是大马和东南亚首家这么做的银行。随后,马来亚银行和兴业银行也分别在今年5月和6月尾随联昌银行的步伐。

或许没有明确的联邦政府政策引领,各银行的煤炭政策在清晰程度、优先等级、时程表和承诺范围等方面都各不相同。

环保分子兼社党环境与气候变迁前全国协调员沙兰(Sharan Raj)认为,这些银行的政策相当疲软,而且保留了很大的转圜余地。

除了没有列出具体的短期、中期及长期策略,沙兰指出,这些银行也没有具体说明,他们是否会停止为所有新的本地煤炭相关产业提供融资服务,以及明确的客户排除标准。

比如,‘没有新的煤炭融资”指涉的是什么?是否只是涵盖新的煤炭能源发电厂和开采运作,还是整个煤炭价值链,包括煤炭工具制造和运输?

那么,煤炭能源业的既有计划,如爪哇第9及第10号燃煤电厂会如何处置?

联昌银行和马来亚银行表示将履行现有承诺,惟拒绝评论个别客户。

除了上述三家主要的官联银行,其他大马金融机构也宣布了各别的煤炭政策。

其中,大众银行矢言停止为煤矿开采和生产活动提供融资,另一家官联银行——艾芬银行(Affin Bank)则承诺会限制其保险业务投资煤矿和燃煤发电公司。

魔鬼藏在细节里

沙兰(下图)指出,承诺不明确并非大马银行独有的情况,环保组织常年都在抱怨全球各地的煤炭能源资助者的承诺模糊不清。

“比如七国集团。(不再支持有增无减的国际动力煤能源生产)这承诺看起来很好,但‘魔鬼藏在细节’里。”

“实际上(这些承诺)很虚伪,这些政府为自己设下许多限制。”

他续说,首相依斯迈沙比里在国会提呈第12大马计划时,承诺“最早”要在2050年让马来西亚变成一个零碳排放、或称碳中和国,并透过天然气发电厂取代燃煤发电厂,但这项宣布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这些都是行政决定,没有法律背书,没有议会背书,也没有法令可以约束部长的权力。”

简言之,未来任何政府都有可能会违背此一承诺。

银行在国内燃煤业的投资也有同样的问题。沙兰点出,许多银行都由政府控制。

“只要政府没有批准任何新的燃煤发电厂,就不会有融资问题。但如果政府明天(批准)建个新的(燃煤发电)厂,资金就会进来。这就是马来西亚的运作方式。”

沙兰补充,目前也没有任何条款可以限制马来西亚的银行为海外煤炭行业提供资金。

利益是最大动机

那么,如果马来西亚银行的煤炭融资业务不受政府限制,为何还要退出燃煤发电业?

绿化发展不会突然推出。

根据能源经济与金融分析研究所(IEEFA),一家追踪燃煤发电和煤炭开采的金融政策智库发表数据指出,过去三年全球所有新的煤炭改进政策中,大亚洲地区占了20%。

单是今年就增长到40%,包括联昌、马来亚银行,及兴业银行三家大马银行的政策。

能源经济与金融分析研究所旗下的澳洲暨南亚主任巴克利(Tim Buckley,下图)指出,银行如今已经别无选择,只能履行各项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的投资承诺。

原因很简单——股东希望他们这么做。

“几年前,银行甚至不理会这些。现在他们必须尽快迎头赶上。自身利益是强大的动力。”

去年初,联昌银行制定煤炭指南前,巴克利就曾与该银行合作。

巴克利解释,如果不是因为未来趋势,以及国家银行释放的强烈讯息,马来西亚各银行可能不会承诺推行低碳政策及退出煤炭业投资。

他指出,银行有可能受到全球的能源趋势的驱动,从化石燃料转向更环保、更便宜的可再生能源。

“如果你建造一座燃煤电厂,你就必须在未来40年不断购买煤炭以便为电厂提供燃料。”

“你建造一个太阳能项目,就可以使用25年的免费电力。这些都是金融产品,不是商品。”

他续说,未来趋势显示,全球资本很可能会开始部署在零碳排行业。

“(银行会认为)让我们走在趋势前端。让我们创造产品,让银行以领先者的身份获得奖励,因为全球市场无论如何都会朝那个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巴克利推测,这些银行也在配合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绿化金融体系”的方针。

“关键在于创造正确的政策和金融框架……如果国家银行没有准备好,(银行)就不可能有这种意愿。”

大马银行如联昌银行、马来亚银行和兴业银行可能接到国家银行的强烈讯息,所以激发他们开始推动金融体系绿化政策。

国家银行对绿化金融的努力包括提出气候变迁和原则基础分类法(CCPT),以帮助银行评估和分类它们的绿色活动,并参与大马气候变迁联合委员会(JC3),以加强金融部门管理气候相关风险的能力。

大马气候变迁联合委员会是在2019年9月成立,是马来西亚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共同合作的平台,旨在加强了解及应对气候风险。

即撤影响工人生计

尽管有利益诱因,巴克利说,银行也不会立刻就从燃煤能源领域撤资;这个过程会耗费相当长的时间。

“金融机构对现有客户有义务……如果你5年前启动了一项计划,该计划会营运至下一个20到30年。你还是需要为该计划提供债务融资(及保险)。

“这是要在现有投资和承诺范围内工作,及帮助这些公司了解(转型成为绿色企业的)机会。”

在急需电力的发展中国家,削减煤炭融资可能会对社会不利。马来亚银行和联昌银行等,都在这些地区有燃煤电厂业务。

马来亚银行在其2020年永续报告中警告,立即停止煤炭融资可能会“严重影响东盟地区的经济及社会”,因为这些地区超过三分一的能源供应都是来自煤炭。

马来亚银行永续发展主任沙利尔(Shahril Azuar Jimin)在一则回应《当今大马》询问的文告中指出,“工业革命让发达国家利用煤炭获得经济地位,而世界正在承受这场革命带来的影响。”

“因此,如果这些(发达)国家提供解决方案和补贴机制,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替代能源,对所有国家都有好处。”

除了电力安全课题,燃煤发电也牵涉到当地社区的就业问题。

巴克利说,“如果你毁了(燃煤发电)厂的老板,你也就毁了他旗下的工人和社区。这完全不是转型。如果让金融市场来决定一切,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因此,他认为,马来西亚等国家的政府应该介入管理煤炭发电转型的过程,而非放任自由市场自行运作。

“别期待金融市场、私人市场以及全球资本市场会忽然有良心,他们不会的。”


【编按】《当今大马》已联系永续能源发展机构(SEDA)以及能源与自然资源部寻求回应。他们皆表明较后会发表文告回应此事,惟截稿为止仍未收到回复。

本文是由达希妮(Darshini Kandasamy)与艾文葛美兹(Edward Gomez)共同撰写,叶蓬玲翻译。

《韩国调查报道中心》旗下《打破新闻》的金智允(译音,Kim Ji-Yoon),以及日本调查报导编辑室(Tansa)的安妮丽思(Annelise Giseburt)也有为本篇报道提供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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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报道是在朱迪思尼尔森的“亚洲报道计划”(Judith Neilson Institute’s Asian Stories project)支持下完成。印尼媒体《Tempo》、越南的《媒体与发展倡议中心》、日本调查报导编辑室(Tansa)、《澳洲金融评论》、《韩国记者调查中心》与《打破新闻》(Newstapa)等新闻机构也在此计划下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