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表示，自2001年来浪费110亿令吉拯救7项“生病”的私营化计划，是造成贫富鸿沟恶化丶建筑业呈负成长及首相的肃贪运动失败的部份因素。

他说，行动党对政府在过去5年来耗资超过110.022亿令吉拯救7项陷困的私营化计划不感意外。有关计划是：

· 耗资44.86亿令吉的布特拉交通系统

· 拯救代价是32.56亿令吉的STAR轻快铁

· 28.02亿令吉拯救马航

· 耗资1.9254亿令吉接手国家排污系统

· 耗资1.42亿令吉的芙蓉至波德申大道

· 耗资1.35亿令吉的古晋监狱

· 耗资830万令吉的回教徒食物及用品研究单位

林冠英发表文告说，“试想如果这110亿令吉直接用在人民身上，将会有什么样的国家发展能利惠国家与人民。有了110亿令吉，就不必再提高汽油零售价”。

“更重要的是，这仅是政府在过去5年里拯救失败私营化计划的款额。2001年之前的拯救私营化计划又如何？如35亿令吉救土着金融及50亿令吉救柏华惹。”

针对首相署副部长阿都拉曼昨天告诉国会，1983至2005年之间，政府共推行490项私营化计划，但只有“少数”需要拯救。

贪污造成1000亿美元损失？

不过，林冠英质问，阿都拉曼没说明自1983年来需要联邦政府拯救的私营化计划数目，而摩根史丹利评计自1980年代以来贪污共造成1000亿美元的损失。

“明显的，如果我们要追算2001年之前的23年拯救款额，它可能会是数以千亿令吉计。如果加入由州政府推行的私营化计划计算在内，其数额也许会更高。”

在2004年3月15日出版的《亚洲时报》杂志上，史丹利摩根驻新加坡的东南亚经济学家Daniel Lian指出，“大马自1980年代以来贪污共造成高达1000亿美元的损失”。

林冠英指出，经过前首相马哈迪在位22年后，我国自1980年代以来失去了3800亿令吉，根源不只是拯救失败的私营化计划，也包括中央银行在1992至1994年间在外汇市场上的炒外汇活动损亏了300亿令吉。

诺莫哈末炒外汇失败未受惩

“造成这项天文数字损失的是当时的国行顾问诺莫哈末，他是外汇市场上的首要炒家。然而，他不但没被惩罚，反而受到阿都拉的重用，目前担任第二财政部长。”

因此，林冠英表示，首相阿都拉的肃贪运动以失败告终，不令人感到意外。

“在宽待金钱政治及犯下这种罪行者享有免控权之下，阿都拉如何能成功肃贪？除了没对付那造成这种损失的人，贪污也变得系统化。这种系统化贪污可从私营化概念在新经济政策（NEP）下被扭曲中看出。”

他说，私营化原本是要剔除没有效率或消耗掉国家资源的公共资产或服务，以使它们在成为私人企业后，得以较为有效的运作及有盈余。不仅国家能省钱，人民也将享有较佳的服务及公司也将从盈利中付税为国库作出贡献。

“不幸的是，国阵的私营化变成掠夺化，只要是国阵的朋党，即使没有任何记录，也能依赖新经济政策取得私营化合约。更糟的是，盈利纯由那些获得私营化合约者取得，亏损时则由人民去承担。这不是掠夺化，是什么？它们不必冒任何风险，因为风险全由纳税人承担，而利益全归朋党。”

他表示，私营化一般上因服务差劣丶添增消费人负担及无法减少政府开支而告失败。

“这种拯救也令用在重振建筑业的资源被调开，而在阿都拉上台后的过去3年来呈负成长。贫富鸿沟日益恶化。联合国人文发展报告不断地把大马列为东南亚贫富鸿沟最大的国家，但一直都被国阵所漠视。”

“第9大马计划显示，低层40％人口的财富分享从在1990年的40％下降至2004年的13.5％，而顶层20％人口的富财分享，从1990年的50％上升至2004年的51.2％。”

他指出，目前是政府改走市场路线的时候，不仅只将私营化计划交给合格者外，也让那些失败的私营化计划自生自灭。

“造成亏损者必须负起责任，不能由人民去拯救他们。如果赚钱进自己的袋子，亏捐则由纳税人去承担，人人都能进行私营化计划。不遵从这项基本原则，只将使建筑业难于复苏丶无法拉近贫富鸿沟及肃贪也不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