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历史学家邱家金名誉教授（左图）指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确由马共所成立，是马共的代表，而马共在日军投降后，也以残酷的手段杀害许多本地平民，导致受害者的家属与后代至今仍痛恨马共。

另外，长期研究本地文化历史的隆雪华堂执行长陈亚才认为，人们应以不同个案和历史阶段来看待马共的功过得失，但是基于目前的政治议程考量与顾忌，官方不愿承认国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部分事实。

新闻部长再努丁不满华人在私人墓园设立抗日纪念碑的 风波 今日继续成为各大中文报的报道焦点。

根据《南洋商报》今日报道，再努丁引述马共总书记陈平的自传《我方的历史》和谢文庆的著作《Red Star OverMelaya》，力证自己早前的言论，即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就是马共的代表，纪念抗日军就是等同于纪念马共，并表示设立抗日纪念碑严重伤害土著的感受。

抗日军确是马共代表

对此，邱家金从历史的角度向《当今大马》解释，马来亚人们抗日军的确是马共的代表，“抗日军由马共成立，旨在对抗当时占领马来亚的日军”。

“当二战开始时，抗日军获得英国当局的支持，甚至在战后，陈平还获得英国颁发勋章。但是后来前抗日军人员拒绝英国的要求，没有完全缴械。基于许多的理由，他们杀害本地人，直到和丰两名欧洲人也遭马共杀害后，英国在1948年中旬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从那个时候开始，所有纪念抗日军的纪念碑，在一夜之间都变成非法的。”

不过，这名马大教授不认同以种族来划分抗日军，因为抗日军也又有巫裔成员，主要是那些支持印尼政治的左派人士，而且并非所有华裔皆支持马共。

“华人分成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支持者......前者比后者要多出许多。”

只有受害者有权判断马共

邱家金认为，问题的争议点在于，过去自己或亲人不曾遭马共迫害的人士，对马共不会存有憎恨之心，相反的，马共的受害者却终身无法遗忘马共的恶行。

“我们不能忽略他们的感受......只有这些受伤害的人士，可以决定是否应该接受马共。”

不过，他不愿意对马共的功过作出判断，“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根据事实准确地叙述历史，判断则留给其他人”。

对于这次所引发的争议，邱家金质问“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是否有必要挑起陈年旧事，把他们称为英雄？”

他表示，有关抗日军和马共的历史非常复杂，许多大马人并没有完全了解，“你必须了解整个历史后才发表言论”。

陈亚才：当今政权不认同马共斗争

另一方面，陈亚才（右图）则表示，马共并不直接等同于抗日军，但是部分抗日军成员在日据期间与之后，陆续加入马共抗英，而马共也是抗日的主力，不过并非所有抗日军成员都是马共成员。

他认为，如果纪念碑的焦点在于纪念抗日贡献，那么所有参与抗日的政党，包括马共的抗日运动都应该被纳入。

“问题就在于大马目前的政治状况并不认同马共的政治斗争，就好象中国不能纪念国民党一样，这是因为这些政治思想暂时无法容于当代社会，但是不代表就不能争取。”

他指出，这不仅是人们对历史的道德判断不同，更重要的是当今政权的政治考量。

“这就象东京的纪念馆在叙述二战历史时，只列出日军在各地的死亡人数，而不是遭日军杀害的当地居民人数。”

陈亚才认为，执政者应该拥有更加宽阔的胸襟，正视与承认国家历史发展中无法回避的事实。

官方强制灌输单一历史观

针对马共的功过得失，陈亚才认为，人们应该以不同个案和历史阶段来做判断，不是大而化之的简化为某政党是“好人”还是“坏人”。

他表示，马共的确在抗日期间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在日军投降与英国重新执政的马共执政期间，也同样给人们留下专制和暴力的负面印象。

“我们必须分开来看，我们不能因为马共执政期间的作为来否定马共的抗日贡献，反过来也不能以抗日贡献来否定马共执政期间的专制与暴力。”

对于此次的争议，陈亚才认为，大马各族群之间对国家历史的判断存有很大的差异，因此人们须要经常进行讨论。

“人们掌握历史事实后，就必须经过讨论来形成共识，而且讨论要经常进行，因为当前状况经常会起变化，人们需要不断建立新的共识。”

他也批评，目前官方的政治议程考量过于强烈，经常要以从上至下的方式来灌输一套特定的历史观，而且视之为唯一的诠释，完全不承认历史的差异性。

“这是不对的，因此民间应该多讨论，多发言，就算是在华裔圈子内也因为政治思想不同而无法达致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