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澳洲公民安娜离奇在槟城失踪，最终她的家人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约两年半之后，于槟城赛马公会后方的工地找到她，但她却不幸早已化为骨骸。

但是，安娜普拉尼杰金斯（Annapurnee Jenkins）何以失踪一直是个谜，她是患上痴呆症而走失，或遭遇不幸的事情？还是部分人所说的那样，试图逃离家暴？

安娜失踪后，她的家人报警，但是历经900天之后，他们才于2020年6月14日在槟城峇都干东（Batu Gantung）的一个工地找到她的部分骸骨和随身物品。

验尸庭从今天开始到4月1日开庭，试图查明安娜的死因，但是安娜的家人不抱太大希望，担心只会得到“猝死”的结果。

澳洲政府也关注安娜的命案。澳洲驻马最高专员署发出文告，表示他们将密切关注安娜的验尸程序。

而南澳州议员潘家洛（Frank Pangallo）去年底在南澳州议会顺利推动决议，敦促马来西亚国家元首指示警方彻查安娜的命案。

安娜的儿子格列哥里（Gregory Steven Jenkins）向《当今大马》投诉，在警方过去4年的调查过程，前后共11名受委负责调查，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任何人向他了解过安娜。

他哀叹母亲沦为纸面上冷冰冰的人口失踪数字或新闻，就连负责调查的警官也根本不在乎安娜是个怎样的人。

“他们不了解安娜的性格或任何的事情，她喜欢或不喜欢什么。”

离开牙医诊所后消失

2017年12月5日，安娜（下图左）和法兰克（下图右）返回大马，下榻于槟城的Jen酒店，而此行目的在于探望安娜的母亲。安娜的母亲生病，居住在安贫小姐妹疗养院。

8天后的12月13日下午3点，安娜根据预约，到浮罗池滑的Goh Surgery看牙医。她从2012年开始便一直接受这名牙医的治疗。

看完牙医，诊所前台为安娜召唤了优步电召车，而安娜也上车准备前往疗养院探望母亲，但是安娜从此仿佛从人间蒸发。

同一天晚上7点，在酒店迟迟不见安娜回来，法兰克便联系了身在澳洲的珍妮弗，转而向酒店经理欧达班（O Odayppan）求救。

欧达班较后开车载着法兰克到处寻找安娜，但六个小时后，依然徒劳无功。

翌日，欧达班到警局报案，投报安娜失踪的事情，但警方当时没有跟法兰克录供。

根据优步司机，安娜是在13日下午4点45分于苏格兰路（Jalan Scotland）的拉玛克里斯那（Ramakrishna）淡小下车。

而格列哥里在安娜失踪的两天后，即15日赶赴槟城寻找母亲，但是他指控警方对安娜失踪案一点都不在乎。

警方捏造失踪理由

格列哥里投诉，安娜失踪后，当局“捏造”多种的理由，包括安娜患有痴呆症、逃离丈夫家暴、不想付牙医的钱而搞失踪、牙医麻醉剂出事、爬山出事等的说法来解释问题，但是他都断然一一驳斥。

他批评警方不曾严肃调查安娜的失踪案，反而提出诸多的“荒谬理论”。

“他们甚至声称安娜有痴呆症，但这不是事实。”

“医生证实她是心智健全，因为她必须照顾患有痴呆症和癌症的父亲。”

格列哥里（下图）更指控，一名警官甚至试图引导安娜的教会朋友，谎称自己目睹过安娜在教会哭泣。

他补充，所幸这名教友抗拒警方的压力，拒绝在口供书上签字。

“警察较后为此事道歉。不过，这名警官较后依然受命调查案件，这使得我们的一切努力回到原点，因为他拒绝回复我们的讯息和电话。”

“如果他们专注调查案件，而非捏造一堆说法，也许我们会有更大的破案机会。”

无论如何，警方坚持他们已经彻底调查安娜的失踪事件，绝对没有忽略任何的蛛丝马迹。

卧尸地点难以抵达

格列哥里进一步投诉说，即便后来他成功找到母亲的骸骨、鞋子和个人物品，但是警方却指控他“栽赃” 。

格列哥里表示，花了很长的时间说服之后，警方才愿意派遣一队警员上山，到找到疑似安娜陈尸的地点调查。

格列哥里当时还聘用熟悉当地地形的本地向导领队上山。

他说明，实际走访显示，上山的斜坡又长又硬，而且长满植物，没有开山刀根本无法通行，因此之前说他母亲去爬山出事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她（安娜）当时正在去见自己母亲的途中，不可能在65岁高龄才开始爬山，这只是个不合理又荒谬的理论。”

格列哥里表示，一名警员在翻山越岭、越过沟壑、跳过溪流之后不得不同意，安娜不可能通过那里抵达卧尸地点。

他也投诉，在发现安娜鞋子后，现场的法医成员却在没有戴手套或任何保护措施下处理证物，明显违反标准操作程序。

“或许是为了安抚我，他们还带上了警犬，但是警犬怎可能嗅到近4年前的气味。”

槟城邂逅澳籍丈夫

安娜原本是大马人，她于1970年代在槟城邂逅当时派驻在北海的澳洲籍军人法兰克杰金斯（Frank Jenkins）。法兰克之前参与过越南战争。

法兰克原本安排跟安娜的妹妹见面，但却爱上了安娜。

两人后来定居在北海以及丹绒武雅地区，而且生下长女珍妮弗（Jennifer）。当安娜怀上格列哥里的时候，他们举家迁回澳洲南澳。

格列哥里出生后，安娜于1982年归化为澳洲公民。

不过，安娜仍不时回乡，一年总会走访槟城四五次，以探望生病的母亲。

格列哥里表示，安娜把家庭置于一切之上。

“每次到访槟城，我们首先必定会探访外婆，花一些时间陪陪她，之后才做其他的事情。”

虔诚而热衷慈善工作

在格列哥里眼里，他的母亲安娜既温柔又有爱心，虔诚的信仰使她热衷慈善工作。

“在澳洲，安娜常常会对难民伸出援手，即使在槟城，她也会做相同的事。当她回到槟城时，她会将旅店提供的洗漱用品收集起来，然后将这些用品捐赠给疗养院。”

“她会捐赠这些用品给安贫小姐妹疗养院（the 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 ）也是安娜妈妈当时居住的疗养院。她会将从澳洲带回来的衣服和包包捐赠过去。”

格列哥里指出，安娜不注重物质，因而不喜欢收礼物。

他表示，虽然每次在澳洲远行返家探望时，他总会给安娜送上一束花，但是安娜却会把花分扎4到5束，开车把它们转送给难民或流浪汉。

把儿子所赠金链送人

“有一次，我用存了好久的积蓄，给她买了一条金链，但是过了几天依旧没有看见她戴上。”

“我就问了她，金链在哪？她说她已经把她送人了。当时我真的觉得很生气，因为为了这份礼物，我存了很久的钱。但她安抚我说，许多人身无一物，一家人只能坐在地上，或为下一餐而苦恼，因为难民身份而无法工作，‘如果我帮助一点，让他们撑到隔天，那这就是我想要的’。”

不但如此，安娜也带格列哥里走访难民住所，了解他们的处境。

格列哥里指出，她的母亲告诉他，“帮助别人才是我想要的礼物，而不是金链，因为我对那些东西不感兴趣。”

格列哥里补充，安娜不时会煮上一大锅的咖喱，送给难民家庭；或在家庭外出用餐时，多点一些餐点，以送给流浪汉。

“绝对不要浪费食物，如果你吃不完，你就学会分享给其他人，这是妈妈教会我们的。”

格列哥里指出，安娜有很强烈的家庭价值观，虽然娘家一度请她返马照顾母亲，但是她却拒绝了，理由是不能丢下法兰克一人不顾。

如此一来，格列哥里强调，安娜失踪是为了逃避丈夫家暴的说法，根本是无稽之谈，安娜很爱自己的家人，她根本不舍得长久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