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前任副检控官警告，如果执法单位一味对付吹哨者，却不去调查他们所做出的指责，只会进一步扩大弥漫在人民之间的白色恐怖，导致公众怯于挺身举报贪污行径，对政府的肃贪运动也不会抱有任何信心。

曾经出任副检控官，目前是一名职业律师的卡玛鲁希山（Kamarul Hisham Kamaruddin，右图）在昨晚一场讲座上，向大约50名出席者分析，为何国内公众普遍上对政府的肃贪机制存有负面的偏见，并认为各政府单位总是官官相护，缺乏诚意推动肃贪运动。

提控举报者却不调查指责

这名经常为反对党领袖与政改分子出庭辩护的律师引述数个例子，包括妇女组织领袖艾琳费南德斯（Irene Fernandez）在2003年因触犯《1984年出版与印刷法令》入狱12个月，以及4名反对党因公开大道合约而遭警方盘问。

艾琳在1995年公布一份备忘录，指外劳在扣留营内遭虐待，较后她遭警方逮捕，指控她“具有恶意地出版虚假新闻”，经过7年的审讯后罪成入狱12个月。

今年2月，反对党领袖蔡添强（人民公正党宣传主任）、卡立依布拉欣（Khalid Ibrahim，人民公正党总财政）、刘天球（民主行动党非政府组织局主任）和哈达蓝立（Hatta Ramli，回教党总财政）因公布一份被指是“白沙罗－浦种大道合约”的副本，而遭警方援引《1972年官方机密法令》 盘问调查 。

卡玛鲁质问，“为何整个案件的焦点集中在她的控状，而不是她所作出的指责，即扣留营内的外劳遭到虐待？之后当局也没有去调查她的指责”。

对付举报者营造白色恐怖

他表示，在4名反对党遭警方传召盘问的案件里，政府的焦点也集中在他们所拥有的文件是否属于官方机密，却没有去调查他们的指责，即付托予政府的权力，是否在签署大道合约时遭到滥用。

“这就是公众产生偏见的原因，如果你拥有110％的证据，你遭提控的机会，远远高过你的指责获得调查的机会。”

卡玛鲁表示，这些清楚摆在人们眼前的案件，构成社会整体的白色恐怖，人们都担心举报贪污将为自己带来麻烦。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我国拥有完整的肃贪法律、执法与提控机构，但是若我们无法跨过这个首要障碍，人们无法安全地作出有凭有据的指责，白色恐怖依然存在，肃贪机制就无法发挥功用”。

这场由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举办的讲座题为“检视反贪机制”，其他3名主讲人分别是《当今大马》英文版专栏作者约翰（K J John）、民主与反贪运动（Gerak）主席依占（Ezam Mohd Nor），以及国际透明组织大马分部署理主席莫哈末阿里（Mohd Ali Hassan）。主持人为隆雪华堂社经委员会副主席杨有为。

第9大马计划只为反贪局添购电脑

早前公布前沙巴反贪局总监南利（Mohamad Ramli Abdul Manan）举报反贪局总监祖基菲里（Zulkipli Mat Noor）涉嫌贪渎的函件，进而引起全国轰动的 依占 ，在讲座上把肃贪运动停滞不前的矛头，指向首相阿都拉。

他表示，纵观印尼、泰国和香港的肃贪机制改革，全都起步于肃贪法令的修改与加强，因此，如果阿都拉真有改革的诚意，第一步必须是通过国阵所牢牢掌控的国会，修改肃贪法令，赋予反贪局更大的权力和更独立的地位。

“阿都拉在上届大选赢得超过90％的国会议席，因为人民支持他的肃贪宏愿，他也多次公开要求人民支持他的肃贪运动......但是经过3年后，国会未曾检讨任何一项有关肃贪的法令，他要怎么可以称之为改革？”

“回顾第9大马计划，唯一加强反贪局的措施，就是为反贪局添购电脑！”

肃贪代价过高，阿都拉不敢动手

当出席者询问，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阿都拉裹足不前时，依占（右图）回应，“肃贪运动的代价太高了，涉及太多的高层人物”。

他举例，国内曾经爆发数宗高官涉贪的案件，虽然部分当事者遭到党内的惩罚，但是执法单位却视而不见，没有进一步调查或提控他们。

这些案件包括马六甲元首卡立耶谷（Khalil Yaakob）在2001年担任彭亨州务大臣时，批准价值约9亿令吉的彭亨伐木林予彭亨州巫统、巫统宣传主任莫哈末泰益（Muhammad Muhammad Taib）在1997年担任雪兰莪州务大臣时，因在澳洲携带240万令吉出入澳洲而丢官、前沙巴首席部长奥苏苏干（Osu Sukam）在2002年与海外赌博欠下710万令吉，以及前巫统副主席 依沙 （Mohd Isa Abdul Samad）在2005因涉及金钱政治而遭撤销党籍6年。

依占质问，“这些都是明显不过的贪污滥权行径，但是反贪局在哪里？警察在哪里？”

尽管如此，依占乐观看待肃贪运动的前景，尤其是 南利 挺身举报其上司祖基菲里的行为，已经为肃贪运动立下楷模。

“这对肃贪运动来说是一大突破，一名公务员能够勇敢地写信给总警长举报自己的上司，并抄送给首相，为肃贪运动立下最好的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