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化教父”梁文道表示，过去十年全世界的大学都进行非常激烈的商业化与市场化改造运动，大学与企业合作密切，造成了没有企业提供金钱大学就做不了研究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作为“为社会提升文明的机构”的想法就很危险了，因为现在大家对大学的要求已经变成只是满足社会的需要。”

梁文道表示，有些人认为社会未必需要哲学、艺术史和人类传播史，真正需要的是工商、经济等。

“这就好像大学原本应是相对独立的，培养大学生起的社会批判精神，但是至于社会需不需要这种学生，就要看怎么诠释社会需要了。”

也是著名香港公共知识分子的梁文道是在本周一出席由动力青年（Youth For Change）和民权委员会主办的“大学VS牛棚--谈民间办学的挑战”与青年学生领袖的交流会时，提出上述观点。

出席交流会的包括了民权委员会主席谢春荣、动力青年召集人李凯伦、新纪元学院公关与学生事务处主任张济作、媒体研究系讲师傅向红、出版人张永新等。

前身是屠房与牛只检疫站

才识渊博的梁文道（右图）具有多重身份，集电台与电视节目主持人、报章专栏作家、政治评论员、食家及足球评论员的身份于一身。

他曾在2001于九龙附近的土瓜湾创办民办学府“牛棚书院”，并出任院长，不过该学院在2004年因为面对财务问题而暂时停办。

梁文道指出，牛棚书院的前身是屠房与牛只检疫站，采用“牛棚”的名字是因为带有让知识分子走入田野、提炼民间知识的意义。至于“书院”则是继承中国传统“书院”作为民间办学、舆论中心的形象。

大胆邀请非法小贩及警方来上课

梁文道透露，当时牛棚书院进行一些研究、开班上课与工作坊的教育工作。

“研究方面，我们尝试过研究香港的商场，包括研究商场的心理学、商场的空间设计、商场的政治经济学，进行跨科系的研究。”

“开班方面，我们纯粹是要让民间百姓了解我们的学术研究，完全以业余爱好者的情况来进行，主要课程分为艺术文化、经典阅读、社会介入课以及香港的本土研究。”

“当中本土研究就是从民间发掘知识的过程，我们以香港的非法小贩研究来讲课，讲什么地方人流最多、什么路线逃跑最快，下一节课则请警司来讲通常在哪里抓人，我们要研究在同一空间下所存在的不同感知。”

“我们还主办过一个研究流动小贩推车的工作坊，当时邀请了一些设计师来一起研究改良流动小贩的推车，藉此帮助他们更容易谋生。”

梁文道说，学生在研究后整理了一份报告呼吁有关当局停止打击流动小贩，甚至是收集文献帮助流动小贩证明他们的存在价值。

“这么一来学生不只是学习理论而已，他们能够实际地参与整个争取小贩权益的运动过程。”

经费不足四年停办，望今年复办

致力推广次文化的梁文道认为，要在当代社会持续性地办一间民间学府是非常困难的。

他指出，在他们把牛棚书院办得不错时，有人建议他们募款筹资，但是他却有所坚持而拒绝，而且也不愿认领香港文化与发展局的拨款。

梁文道表示，当时他们也没有向学生收取固定的费用，最终导致书院经营4年后，由于经费不足而暂时停办。

“学生不必注册，你有来上课就到教室门口投钱就可以了，只要你告诉我你是失业人士，我们就会让你免费上课，不必什么证明。”

“有钱的学生就给多些，没钱的就不必给，我们采取的是共产主义的方式，而且我们的收费不叫学费，而是当作你支持我们想法所给于的“运动费”，但是这种说法也没有解决我们的财务问题。”

目前，他与同僚们正筹资计划重办牛棚书院，希望能够在今年秒得偿所愿。

感激金融风暴冲击香港人反思

梁文道认为，民间办学的好玩性在于能尝试不同的办学理念，办不同内容的学校。

“民间办学的内容可以很商业化，如教你股市投资等，所允许的自由度高，实验性强，但是能否办下去还得看社会力量给你多少的支持。”

受询及香港人向来被视为只为金钱拼搏，何以梁文道能在那里的推动文化事业时，他坦言是1997年的金融风暴改变香港人的思想。

“97年以前的香港人自我膨胀，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低估西方国家和新加坡的崛起；金融风暴之后，大家才开始思考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于是看的书多了，要上课提升自我的意识也启蒙了。”

“我要感激金融风暴为香港人带来的反思，改变了他们的思想，所以现在的我对香港很有信心。”

谈及梁文道管理牛棚书院有何管理概念时，梁文道笑言他的管理概念就是没有概念。

“我们的厕所不分教职员和学生，因为就只有一间。这就是一间民办学府在资源上所受到的限制，这种限制应该得到体谅，它不象国立大学的图书馆一样，无时无刻都必须开放给所有人士。”

“至于学生的管理，之前我与伙伴也是针对应不应该穿校服、禁烟等问题吵得面红耳赤，不过我觉得只要保留空间给他们和师长坐下来决定，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梁文道说，想再复办的原因并不是坚持什么信念，而是他在办学过程中得到了快乐。

“社会运动是一种知识运动”

另一方面，谈及社会运动时，梁文道认为所有的社会运动都是一种知识运动。

“所有的社会运动，都是一种知识探索的过程。没有环境保护运动，我们不会把地球看成是一个生态体系环环相扣；没有女性主义运动，我们现在对于男女关系的看法也是不同的。”

“社会运动不只是示威游行，它做的是一种观念的改造。”

梁文道认为，社会运动必须让参与者觉得有切身的关系，并且能让参与者看到成果，才有可能长期推动。

在交流过程中，民办学府新纪元学院讲师傅向红提出了我国一些有趣的现象。她指出，我国无论是学生、文化人甚至是一些非政府组织成员，在面对问题时都期待一位好的老师、长官或政府来为他们服务，丧失了自我做出改变的意识。

梁文道在回应时指出，不只马来西亚有这种现象，香港政治人物的心态也促使市民凡事都要依赖代议士。

“香港的议员都喜欢渲染自己为市民作出的贡献，曾经有一位议员就是每次为市民争取到一些基本建设时，就会大势宣扬一番。最离谱的是，就连为人行红绿灯争取多3秒的贡献，也能拿出来告知天下。”

另一位出席者张永新指出，这些市民自我矮化的心态可能存在两种原因，第一是由于市民受到长期的压抑，所以事事都感到无力感；第二，可能市民抱持了“纳税人”的姿态，认为事事都没必要动用民间力量，甚至连办教育，也觉得没有筹款办民间学府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