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特写】深入挖掘你不得不知的事

9岁的艾滋病患安迪走出房间见《当今大马》记者时，肤色苍白，身体憔悴，行动更是吃力，不过，他还是很高兴有人前来探望，更为可以吃到酸酸甜甜的糖果而欣悦。

安迪（Andy，化名）的母亲是艾滋病患者，分娩时把病传给了他，但基于没有国籍，他始终无法获得价格友善的医药照护，以控制病情。

虽然国籍问题也妨碍安迪上学，但他家里根本顾不上这个事情了。

去年，安迪病情一度恶化，走了鬼门关一趟，家里也因此欠下邻近沙巴拿笃医院（Hospital Lahad Datu）4万令吉的债务。

沙巴拿笃医院的急诊室

虽然艾滋病目前无法根治，但已发现控制药物，使它成为可管理的慢性健康疾患，但如果没有或拖延药物控制，则病患免疫系统会减弱，失调和病情恶化的机率随之增加。

安迪没有大马身份证下，沙巴拿笃医院根据“外国人标准”，要求他支付更高的价格来购买控制病情的药物，远远超出安迪家里的承担能力。

如此一来，安迪去年病情极度恶化。他住进了离家约 400 公里的里卡士儿科和妇产医院（Likas Pediatric and Maternity Hospital）。

这家医院答应提供安迪一年的免费治疗，并通过沙巴拿笃医院配药，但即便如此，他依然得依靠拿笃医院善意，免除非公民需要支付的高额挂号费。

拿笃医院说明外国人收费的告示牌

安迪与外祖母相依为命，为了让安迪接受治疗，她典当了珠宝，乞讨和借钱，但在4月12日，安迪还是撒手人寰。

她啜泣着说：“我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卖或当了。”

尽管生于马来西亚，父母也是马来西亚人，但安迪去世时仍然没有国籍。《当今大马》记者拜访他的几个月以后，他结束在人间的短短逗留。

安迪难以取得必要医药照顾而早逝的遭遇，折射出沙巴州国民登记局官僚和办事偏颇的问题。该部门一直面对着刻意改变选举人口结构的指控，包括给成千上万的移民发身份证，以换取他们选票，于1985 年推翻当时的州政府。

每次外孙需要看诊，外祖母总是一筹莫展，因为她需要先闯过一道难关，即筹到针对“外国人”的120令吉的挂号费——大马公民只需5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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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不但如此，每次安迪到医院就诊，医院财务部总会要求她加大分期付款，以结清之前的所拖欠的4万令吉账单。

“我每两周需要200令吉。门诊挂号费是120令吉，50令吉是还医院的欠款。”

“我还需要额外30令吉搭德士，因为我们家附近没有可靠的公共交通，余下的就是我们吃饭的钱。”

这位老妇人要求匿名受访，因为邻居们并不知道安迪死于艾滋病，她担心邻居们会歧视她家。

尽管她正在努力凑齐剩余的800多令吉分期付款，但医院财务部柜台人员有时会十分坚决地向她索要更多的钱。

“第一次，他们要求我付更多钱来结清欠款时，我向亲戚借了钱，还把自己的金戒指当了。”

“第二次，我只能哭，我再也求助无门了，不若往常的50令吉，他们坚持要我拿出500令吉，否则就拒绝让我的孙子看病。”

“我们瞬时跌入地狱，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所幸，一些医生行使权力，给我们豁免挂号费，帮安迪看诊同时发放药物。”

安迪去世后，她接受《当今大马》采访时指出，医院向他们索要很多钱后，他们去医院的次数就变少，而她认为，这就是安迪健康恶化的肇因。

“我不知道他的死因是什么，我不懂他们所用来描述病情的英语词汇。”

安迪去世前在医院住了一周。他死后，医院并没有要求支付任何欠款，或安迪最近一次住院的账单。

公民权问题妨碍治疗

无国籍问题相当复杂。《当今大马》所接触到的沙巴家庭案例中，存在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当中，部分是公民，另一些则拿不到公民权。

其祸根往往在于顽固的官僚主义。没有公民权冲击一个生命的方方面面，把他们推向生存的边缘，有时甚至导致他们悲惨地死去。

马来西亚难民政策国会跨党小组（APPGM-SDG）在 2021 年报告指出，无国籍孩童的单身未婚妈妈并无法享有政府为单亲妈妈所设置的福利。安迪的母亲就是一例。

尽管安迪的祖父母、姑姑和舅舅都是马来西亚人，但安迪却始终无法拿到公民权，导致他无法享有必要的治疗。

他的母亲是兄弟姐妹中唯一没有国籍者——尽管她的报生纸写着她是马来西亚人。

安迪母亲当年迟了申请身份证，超过规定的12岁界限多年，而国民登记局据此拒绝她的申请。

她之后不断尝试申请身份证，但屡吃官僚的闭门羹，他们质疑她的公民身份，因为她报生纸所注明的父名拼写有出入。

安迪的父亲是来自吉隆坡的马来西亚公民，但现在已不知所踪，而且安迪父母并没有登记结婚，在没有结婚证下，安迪的入籍申请碰壁。

在儿子感染（艾滋）后，安迪的母亲再次尝试申请身份证，希望能帮助安迪获得全面治疗。虽然成功修改报生纸资料，但是还来不及领取新文件，安迪就离开人世。

《当今大马》无法联系上安迪的母亲，以接受访问。

海巴瑶是原民或入侵者？

海巴瑶小孩海中玩水

从游客在社交媒体张贴的照片看来，海巴瑶人生活在风景如画的海边，过着无忧无虑、无所求的生活，晒得黝黑的孩子们总是在美丽的碧水中嬉戏玩乐。

但是，《当今大马》记者实地走访海巴瑶人村庄时却看到另一番鲜为人知的景象，在那里，孩子们从破旧的棚屋中跳下，站在黑暗肮脏的海水中。

尽管如此，他们无忧无虑的笑容依然牵动人心。

以上是沙巴州政府网站的截图，其中形容海巴瑶人为原住民

尽管沙巴州政府承认海巴瑶人为海上原住民，但根据法律，大多数海巴瑶人都无国籍者，而且经常被移民局以“非法移民”为由追捕。

2020 年末，2019冠病疫情最严重之时，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人权机构一致认同，国籍法和移民法使得沙巴无国籍问题长期无解。

三国的人权委员会于当年早些时候签署了一份为期 17 个月的三方谅解备忘录（MoU），以应对沙巴无国籍问题。

然而，根据人权委员会提呈国会的2020年报告，冠病疫情阻碍了他们与相关政府机构讨论的计划。

9月7日，三国机构在海巴瑶聚落所在的仙本那签署协议，重申改善沙巴无国籍者处境的决心。

无国籍求诊要先付钱

《当今大马》采访了沙巴多地的医务人员，以期厘清无国籍者的医疗问题。

基于他们都是公务员，未经授权不得向媒体发言，因此不得不以匿名方式受访。

他们指出，在沙巴，要求海巴瑶人和其他无国籍者预付治疗费用的医院当中，拿笃医院算是最坚决无情的一家。

医院财务部的职责是向病人收取费用，但旁观者和医疗官员们越来越担心，拿笃医院在向没有经济能力的无国籍人士收取费用时，很少酌情处理。

拿笃医院的医务人员表示，财务部也向他们施压，不得通融无国籍者。

一名医疗官员叹道，“他们（财务部门）一再训诫我们，他们只管付款先到手。”

沙巴某医院的医疗官员通过即时通讯软体 WhatsApp，所接到的最新“外国人收费准则”的截图。

医疗官员指出，他们可以尽力尽快提供治疗，不管挂号费的事情，但根据规定，只有病人抵达急诊部时情况极其危急，他们才得以豁免挂号费。

这种情况下，危急病人会安置在“红区”，接受立即治疗和检查，无需预付费用。

但一旦病人离开急诊部，无论是出院还是转到病房时，他们就会面临付费的骚扰。

拿笃医院的另一名医务人员坦承，部分病人确实因为无法预付诊测费，包括血液和尿液检测等初步检测费，结果被勒令出院。

一位曾在沙巴多家三级医院和县医院工作的医务人员直言，在执行“先付钱”规则方面，最为严格者就数拿笃医院。其他在三级医院和县医院服务的一些医务人员，也认同这个讲法。

无国籍妇女在医院财务柜台清点1000令吉

《当今大马》探悉，瓜拉班尤县医院（Kuala Penyu district hospital）就允许病患在出院之后，以分期付款方式来偿还医药费。而医生也设法尽快让病人出院，避免增加他们的经济负担。

该医院的一名医务人员表示，即便如此，无国籍病人往往也惧于进院，往往会先尝试各种的传统医疗，最终非不得已才进院求治，但这往往为他们带来更大的伤害。

竭力向“外国人”催款

从2014年开始，卫生部发出过一系列的内部通令，处理外国人到政府医院求诊的收费架构。

然而，沙巴卫生部2001年的一份通令，指示医务人员在发现无国籍移民求治时通报警方，并将涌入大马的移民视为“国安威胁”。

而2014 年以后发布的通令都要求医院工作人员，必须尽一切努力向离开急诊室“红区”的外国病人收取未付押金。

然而，这些通令都未明确说明，相关规定是否适用于国内的无国籍或无证者，也没有直接处理无国籍者，或医务人员通称“UR”或“未登记者”的课题。

同年宪报的《2014 年医疗费用（修订）令》也没有将新的收费格式付诸实施。

在基层运作上，无国籍人士视同外国人，部分通令授权医院财务部寻求病房职员的合作，尽“一切力量”向外国人追讨费用。

如卫生部财务单位所签署的一份通令，便指示医院拦截离开急诊室的病人，以收取挂号费和入院押金。

这份通令还指示财务部寻求病房职员的协助，在病患付款前扣押药物，并要求保安人员确保病人在结账前没有潜逃。

为此，通令还指示医院获取病人近亲的详细联系方式。

根据规定，“外国籍”病患即便缴付了120令吉的门诊费，无论病情如何，他也只允许拿到五天的药物，而且这笔费用不包含检测服务。

如果他们需要更多的药物，就必须到私人药房购买。

但无国籍群体几乎负担不起120令吉的费用，因此他们大多无法完成疗程，以完全康复。

麦蒙娜能“幸运”几次？

7岁的麦蒙娜（Maimunnah）是沙巴拿笃的无国籍儿童之一，她被迫等到病情危急时才接受治疗。

当医疗官员在拿笃垃圾场发现她的时候，她的脖子、胸部和上背部已经肿胀，长满脓疮。

七岁的麦蒙娜展示她的手术疤痕

麦蒙娜的母亲玛丽亚姆（Mariam）才24岁，靠捡卖垃圾场的废品赚取少得可怜的 100 令吉月入，根本没有能力为她治病。

在医疗官员的坚持下，她才把麦蒙娜带到医院。麦蒙娜较后确诊患上咽后脓肿，而且已经诱发败血症，生命垂危。

由于病情严重，麦蒙娜被救护车送往斗湖医院动手术，排出脓肿。

考虑到她的病情，拿笃医院暂时免除了她的挂号费，但医院要求先支付200令吉，以先接受冠病抗原快速检测，然后才能乘坐救护车前往斗湖。

虽然冠病抗原快速检测盒在当地药店只卖4令吉，令人感觉医院收费离谱。所幸，最后在一位好心人代付下，麦蒙娜才顺利渡过这个难关。

长时间拖延就医使玛丽亚姆差点失去女儿

斗湖医院免除了麦蒙娜的费用，并提供她一份豁免书，使她得以在拿笃医院留医康复。

虽然她的康复让父母松了一口气，但他们担心她可能会再次生病，而下一次，他们就没那么幸运了。

“我只能给我最小的孩子买米、尿布和婴儿配方奶粉。”

时任沙巴卫生局主任罗丝娜妮（Rose Nani）向《当今大马》证实收到其询问，但说明卫生局的企业通讯部门将会做出回应。

人权委员会专员玛丽亚蒂（Mariati Robert）也访问过海巴瑶村和当地医院，但人权委员会说明，他们在完成调查侵犯人权指控之前，不会对外发表任何相关声明。

本文是大马日的无国籍者系列报道之二，作者是：微诺塔（S Vinothaa），译者是黄康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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