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从在街头上获数百青年拥护的社运人士,到如今身处权力核心的副部长,阿当阿迪坚称,在经历不同阶段的转变后,自己仍然坚守过往立场,从未背离斗争目标。

不过,他承认自己在社媒和大众媒体上的曝光度较少,形象也与以往有所不同,并意识到这一点已招致了诸多批评。

“我确实比较少(曝光),按照我个性,如果没人问我,我就不想回应,或是没人问我,我就不去触及,除非是一些非常重要的议题。”

“但我确实认为,若是从战略和我们应对大众媒体方式的角度去思考,我们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

“我说的不只是社交媒体,而是我们整体的沟通方式。”

面临角色冲突

阿当阿迪接受《当今大马》专访时表示,自己如今身处行政体系,需要以不同视角与立场,处理过去曾提出的议题。

“我们过去是作为学生力量,大力施压推动诸多议题,比如免费教育、《大专法令》;如今我们身处布城,整个情况截然不同,不再只是发声或施压。”

“不要因为我们如今处在更高的位置,更接近权力核心,就以为我们的声音更容易被听见。恰恰相反,它让我们进入到一个非常不同的循环。我们必须开始亲身参与到这些进程中——每项政府提出、落实的政策。”

“不管是哪届政府,总会有自己的机制与生态,总会有自己的理由与辩解。我们有自己的视角,而体制自身有别的视角。所以,这是个艰难且非常不同的位置。”

他进一步表示,自己正处于某种身份危机:自己既是当前问题的一环,同时也是改革的推动者。

需重新自我定位

阿当阿迪解释,在参与社会运动时,一切始于问题的陈述、推动,以及针对政策的改进提出倡议。

“一切取决于我们提出的是什么课题。之后,我们进入了政治领域——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循环,我们所处的情境是,我们要达成哪个目标。”

“比如,我们把来自社运的精神和理想带到政治领域,包括如今作为政府的一份子,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们需要怎样去调整自己,怎样去重新定位自己,让我们仍然可以继续为曾经坚持的事情发声。”

“与此同时,我们也是体制的一部分,而体制是个庞大的架构,我们必须承认,它会一直……不一定是障碍,但它有自己的运行方式。”

“那是我的第一堂课”

阿当阿迪举例,2023年初政府商议《大专法令》课题时,自己所采取的做法是直接会见时任高教部长卡立诺丁(上图)。

“我第一时间的做法就是直接去见部长,表达我的意愿,表达我的反对意见,说我不同意。当然,这一次不像过去示威时那样,背后有上百位朋友一同到场。”

“但我还是去了。就像我说的,那是我的第一课。我觉得那是我的第一堂课。不要因为我们身处看似接近权力核心的位置,就觉得自己更有影响力,因为我们是政府的一部分。”

“我们被要求以不同的方式协商,去理解不同的观点,并让这些观点被接受。确实有些空间,意见也有被采纳的。但当然,也有我们需要妥协的地方,也有一些我们必须谨慎对待的界线,需要顾及落差和界限。”

他补充,他意识到自己迄今所做的仍然不够,也理解支持者的不满。

“我相信(支持着)感到不满。如果连我自己都觉得还不够,那支持者就更不用说了。但最重要的是,这一切没有让我变成另一个人。”

“也许,它只是让我成为一个可以采用别种方式的人罢了。理想和立场依然不变。”

需要新的接触方式

阿当阿迪目前正参选公正党中央理事,询及成功当选后的计划时,他表示,公正党需要重新审视其透过大众媒体与支持者沟通的方式,亟需不同的接触方式。

他解释,这不仅仅是社媒,而是整个公正党的沟通方式。

“我们曾经接触并争取到一些群体的支持,但随着时代变迁,我们开始故步自封了。在这个数位时代里,我们落后了很多,错失了过去我们曾代表的群体。”

“我不是单指我自己,而是整个党的组织结构。举个例子,有时候我们太依赖某位发言人,虽然我们觉得每个人都想当发言人,因为能频繁在媒体露脸。”

“但如果我们的露面无法帮助党,即便再受欢迎、再有名气,如果无法为党带来效益,那其实就不该站出来。成为党的发言人,意味着要能回应许多会受到攻击的问题。”

“我认为,如果我无法提供好的答案,那最好就不要‘加菜’,别让公众或网民有机会攻击。”

鉴于此,他表示,党必须真正理解民意,展开调研,并运用不同的方法来应对。

“也许我们今年要重新采用一些论述。是的,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轻易地站上讲台谈论所有议题。我认为,我们必须非常精准、非常清晰,并且有条理地去传达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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