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庭为何狠批警方，谕令赔偿伊娃娜母亲1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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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庭昨天做出标杆性裁决，裁定警方等多方在调查荷兰模特儿伊娃娜（Ivana Esther Robert Smit）命案时严重疏忽与失职，而需向死者母亲赔偿110万令吉赔偿金。

随着高庭也针对此案件发出其他庭令，包括职务履行令（mandamus order），有者认为，这将为其他类似案件的受害者家属开启法律追诉之路，使他们得以对政府及警方提起法律行动。

本篇《今分析》将回顾这宗案件背景，并梳理高庭最新的判决内容。

1. 伊娃娜命案发生了什么事？

伊娃娜（Ivana Esther Robert Smith）是名18岁荷兰籍少女，她于2017年12月7日约下午2点被发现，裸身陈尸在吉隆坡Cap Square公寓6楼的阳台，据称是从20楼的某单位坠下。

20楼的单位居住者是对美国籍夫妇——亚历克斯（Alex Johnson）与露娜（Luna Almazkyzy）。闭路电视录影显示，死者和两人前一晚曾一起出现在电梯间，警方也一度逮捕夫妇三天问话。

最初，警方依据“猝死报告”（Sudden Death Report）把案件定性为自杀。但死者母亲克丽丝汀娜（Christina Carolina Gerarda Johanna Verstappen）质疑该结论，除了指控警方存在渎职和失当行为，也不排除案件存在他杀的可能。

解剖报告则说明，死因是胸部及腹盆部创伤，且符合从高处坠落的情况。

2019年3月8日，验尸庭裁定伊娃娜死于“不幸事故”（misadventure），推翻了“自杀”的说法。尽管如此，不满的克丽丝汀娜同年向高庭提出上诉。

高庭法官柯林（Collin Lawrence Sequerah）在2019年11月22日推翻原判，裁定死因属“被某人或不明人士致死”，并谕令总检察署指示警方重新展开深入调查。

由于案件没下文，克丽丝汀再度于2020年11月20日入禀高庭，起诉全国总警长、查案官费查（Faizal Abdullah）、内政部长和马来西亚政府。

昨天，高庭再度裁定克丽丝汀胜诉。

2. 警方犯下哪些调查失误？

第一、警方在尚未进行充分法医检验及初步调查前，便仓促将案件定为自杀，忽略他杀的潜在可能。第二、犯罪现场处理不当，由于未封锁伊娃娜生前最后出现的单位，导致现场遭清理和污染，毁坏重要证据。

警方也忽视关键鉴证证据，如死者手臂上的抓痕、与坠楼不符的头部创伤，以及与疑犯亚历克斯有关的DNA痕迹，均未被重视或调查不充分。

不仅如此，警方允许亚历克斯和露娜在扣留期间使用手机，以致对方安排人员清理现场，等同于默许毁灭证据。

此外，鉴证程序延误及不完整，包括未记录有助于估算死亡事件的尸体温度、没调查阳台上的多个脚印、未妥当地分析闭路电视录影、鉴证人员在8小时后才抵达案发现场，结果下雨削弱了证据的完整性。

根据高庭承审法官罗玛华（Roz Mawar Rozain）撰写的判词，警方漠视荷兰法医专家法兰德古（Frank van der Goot）在验尸庭上的证词。该专家否认自杀的说法，并指出死者体内有酒精和毒品残留，头部内侧皮肤的异常创伤和上臂的抓痕，与坠楼致死不符。

3. 警方在2019年判决后做了什么？

昨天的判词点出，虽然高庭2019年下令将案件重新定性为谋杀，警方却未有效展开调查，且仍由同一名调查官，即费查主导，导致调查进展停滞。

费查在供证时辩称，案件“仍在继续中”和“没有结案”，但却无法为此举证。

当局在2019年判决出炉5天后，成立了专案小组，但法庭同样没获得任何显示有继续调查的证据。另外，当时也成立了法医病理医学专家委员会，以就马来西亚与荷兰的验尸报告提供第二意见。然而，该委员会的评估结果未提交给法庭作为记录。

法庭也发现，警方仅要求国际刑警发出蓝色通报（Blue Notice），未发出具拘捕力的红色通报（Red Notice），导致无法被有效追缉潜逃国外的嫌疑人。

4. 法庭对答辩方作出哪些裁决？

高庭认定，涉案警员和政府机关存在多项违法行为：包括公职人员违法行为（Malfeasance in Public Office），即错误将案件定性为自杀并漠视证据。

然后是“行为不当与不作为”（Misfeasance and Non-feasance），即未妥善履行调查和保全证据的合法职责。

同时，答辩方也被指“违反谨慎义务”（Breach of Duty of Care），而未能为死者家属展开合理、专业的调查；“违反法定职责”（Breach of Statutory Duties），包括违反了《1967年警察法令》、《刑事程序法典》及相关死亡调查程序。

此外，他们也涉及“藐视司法命令”（Contempt of Judicial Order），未能执行2019年高庭要求将案件重新列为谋杀案，并重新调查的指示。

5. 起诉方获得多少赔偿？

高庭裁定答辩方，需赔偿起诉人110万令吉。

这笔赔偿包括：50万令吉的一般性损害赔偿，用于赔偿因调查失误造成的情绪困扰、精神创伤、无法获得真相的痛苦，以及因此产生的相关经济负担；30万令吉的加重性赔偿，因答辩人专横且压迫性的行为；以及30万令吉的惩罚性赔偿，旨在惩治严重渎职并遏止未来的制度性疏忽。

此外，法庭谕令，赔偿金额自判决日起按年利率5%计息，而答辩方也须支付10万令吉的堂费。

6. 除了赔偿，法庭还有哪些指令？

高庭也下令，警方将主要调查官调离现有专案小组，同时必须依照2019年高庭的指示，立即展开彻底的调查。

警方也受促从判决日起，每三个月向总检察署汇报调查进展，总检察署则应审慎评估证据的充分性，并立即采取下一步行动。

7. 为何其他政府机关难逃其咎？

法庭裁定所有答辩人均须承担责任，惟各自所依据的法律基础及责任程度有所不同。

第二答辩人，即查案官费查须承担主要的个人责任，因其直接涉及失职和不作为，包括疏忽、违反法定职责以及未遵守2019年高庭指示。

第一答辩人全国总警长则须对下属的行为与不作为承担间接责任，同时须承担直接的制度性责任。理由是警队的监督机制存在系统性疏忽，未能确保调查工作遵循适当标准，尽管程序缺失已明显浮现，却未采取有效纠正措施。

不仅如此，全国总警长在2019年高庭发出指示后，仍让失去中立性和明显有利益冲突的费查留任专案小组，同时也未能对专案小组进行实质性监督，导致其形同瘫痪，缺乏问责与进展。

第三答辩人内政部的责任较为有限，但在行政监管方面仍有失责，比如追踪逃往国外的嫌犯和证人，以及确保当局遵守高庭指示。

第四答辩人，即马来西亚政府则在法定架构下承担间接责任。

8. 本案判决对执法系统有何意义？

法庭在判词的总结点出，本案反映了执法机关在履行调查职责方面的严重失职。尽管法庭理解，复杂案件的调查过程面临各种挑战，然而证据明确显示，多项调查程序严重偏离既定标准，最终导致起诉人被剥夺了获得司法公正的权利。

法官也强调，这项裁决并非批评整个警队，而是点出亟需纠正的特定制度失误。

“所判赔偿不仅具有补偿性意义，也具有威慑作用，彰显公共机构在履行职责时必须具备应有的谨慎态度与问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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