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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越多，贪污越多”，专家点出大马行政过于官僚
柔佛最近有一名移民局低阶官员，在五个月内两度因相同贪腐罪行被反贪会逮捕，分析员认为，此案暴露出政府行政体系的弱点。
理科大学政策研究中心的犯罪学家孙德拉莫迪（P Sundramoorthy）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表示，此类案件反映了公共行政系统与机构监督的结构性问题。
“当一名曾因贪污被捕的政府官员仍能回到原岗位并再次犯案，这显示行政管控出现严重失败。”
“这种现象说明所谓的‘组织偏差’，即治理薄弱、监督松散，使不当行为在机构内正常化。”
柔佛最近有一名移民局低阶官员，在五个月内两度因相同贪腐罪行被反贪会逮捕，分析员认为，此案暴露出政府行政体系的弱点。
理科大学政策研究中心的犯罪学家孙德拉莫迪（P Sundramoorthy）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表示，此类案件反映了公共行政系统与机构监督的结构性问题。
“当一名曾因贪污被捕的政府官员仍能回到原岗位并再次犯案，这显示行政管控出现严重失败。”
“这种现象说明所谓的‘组织偏差’，即治理薄弱、监督松散，使不当行为在机构内正常化。”
“这不仅是个别案件，它反映出系统性的弱点，例如廉正审查、人员轮调及纪律审查等保障机制，要么未有效执行，要么被忽视。”
孙德拉莫迪说，此案也反映机构伦理出现裂痕与行政监督的不足。
“这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执法机构的真实状况。”
“若不通过全面改革解决问题，不仅会侵蚀机构廉正，也会削弱公众对国家司法与执法系统的信任。”
《当今大马》昨日独家报道，该名代号为A的官员涉嫌在边境关卡进行“柜台设置”（counter settings）或系统操控活动，以允许外国人无证入境。
A据称在今年4月第一次被捕，当时移民局廉正单位在柔佛巴西古当渡轮码头扣留了他。
他随后移交给柔佛反贪会接受进一步调查。
然而据悉，这名官员在接受调查期间，调回了同一个码头任职；这一举动引发了民众对移民局行政程序和管制的质疑。
几个月后，据称A再次涉及同样的贪腐活动，而这次是与一个名为“Tuan E”的本地犯罪集团成员勾结。
Tuan E的哥哥是犯罪集团成员DK，后者在执法机构，特别是在柔佛和布城具有极大影响力。
据说，这个新的犯罪集团只专注于被列入入境黑名单的印尼公民。
基于这名贪污嫌犯未被控上法庭，因而《当今大马》暂隐其身份。
贪污钱款或“往上流”
政治学者詹运豪（James Chin，上图）受访时同样认为，A官员案件反映的是系统性失败，而非个人问题。
“问题不是一个官员，而是我们的制度结构：过多的审批、政治保护，以及人人怕采取行动的文化。”
“只要我们不减少官僚程序、不把政治与行政分开，贪污就会根深蒂固。”
“人人都知道现行制度允许贪污，但无人敢推动改变，因为太多人从中获益。”
根据詹运豪，A官员案件显示可能存在政治保护及官僚结构弱点，使公务员可以无惧法律后果而从事犯罪活动。
“通常，一名被执法机构拘留的政府官员会立即被停职。但在此案中，他虽然两次被反贪会逮捕，却没有被停职。”
“公务系统运作非常清楚：只要官员被拘留，部门就会马上停职。”
詹运豪说，这类案件中贪污链通常不止一人。
“如果他（A官员）只是前线人员，那么部分贪污钱款一定是‘往上流’，这也可能解释为何他被捕两次仍能留任。”
他点出，这类问题与层层叠叠的官僚体系有关，几乎所有事情都需经过多重审批与行政程序。
“马来西亚是个行政过度的国家，几乎任何事情都需要执照或官方许可。审批过程参与的人越多，贪污机会越大。全球许多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
他指，边境执法等领域出现“集团”并非偶然，而是允许有组织贪污滋生的制度所致。
“马来西亚的集团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复杂，但其根源来自审批制度。你付钱给公务员才能拿到批准。如果这些批准不再必要，贪污空间自然消失。”
此外，詹运豪表示，移民诈骗也可归类为人口贩卖的一种，如今比毒品交易更赚钱。
“因为毒品只能卖一次，而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可以被反复剥削。”
公私勾结犯罪
孙德拉莫迪补充，此事也反映出执法机构内部的“集团文化”。
他说，腐败不再是个人行为，而是官员、私人营运者与内线共同运作的网络。
“当公务员与外部势力合作操控系统时，它演变成更复杂的犯罪形式，即公私勾结犯罪，公共权力被用于私人利益。”
“这种情况类似犯罪学上的‘差别交往理论’，即个人在正常化不当行为的环境中，会模仿偏差行为。”
虽然孙德拉莫迪赞扬反贪会揭露A官员案件，但他形容反贪会的行动属于“反应式成功”，并非有效的预防措施。
“让累犯继续在原岗位运作，显示监督与预防控制系统薄弱。”
“这是一种‘控制赤字’，即监督系统无法匹敌腐败网络的效率。”
他也强调，仅靠惩罚无法解决长期的结构性问题。
“反复发生的贪污表明，威吓效果不是来自惩罚的严厉程度，而是来自违法行为一定会被发现并迅速处理的确定性。”
他呼吁进行结构改革，包括调查后必须独立审核官员调动，并强制涉案官员休假。
他也建议加强机构间的信息共享，以及运用数码监控系统减少边境关卡的人为干预。
“只要机构继续只关注象征式行动，例如不断逮捕但没有系统性改革，那么贪污、逮捕、再犯的循环将永无止息。”
反贪会“双重角色”？
詹运豪在评论反贪会的角色时指出，该机构实际上执行两种互相矛盾的功能，第一是打击贪污，第二是“沦为政治工具”。
“在马来西亚，反贪会有两个用途：其一是打击公务体系及部分领域的贪污；但同时，它也被用作政治武器。”
“由于这种政治化，贪污也开始渗入反贪会，使其被视为选择性执法。”
他强调，马来西亚“金钱政治”是阻碍改革的重要原因。
“我们的政治体系靠钱运作。这传达了一个信号，认为谋取‘外快’是可以接受的，但事实上那就是贪污。”
“只要我们的政治体系需要资金来维持权力，这层层官僚就不会被拆除，因为它正是‘非正式’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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