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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民怨四起的一年:<br>制度的崩溃和权利的觉醒

毫无疑问,2007年对首相阿都拉的政府来说是困难重重的一年。在暂时摆脱了前首相马哈迪的尖锐批判之后,紧接着的是9月林甘司法影片被揭露以后,爆发了连续多场的示威集会,让阿都拉政府坐如针毯,腹背受敌地处在被围剿的局面当中。面对执政党旧派系的制衡(马哈迪派系)以及民间的接连挑战,阿都拉在2003年接班以来,2004年大选上台时所打着的反马哈迪作风的“好好先生”和“清廉先生”形象牌,所倡导的内部改革路线的神话(2004年大选的阿都拉蓝潮)亦已幻灭。

2007年的5场大集会包括2千名律师们的“公正之行”、干净及公平选举联盟4万人大集会、兴都权益行动委员会3万人大集会、人权日游行、在野党和非政府组织领袖在国会前集会不果而被逮捕,其实标榜着国家体制的崩溃。这些示威集会凸现了司法制度、选举制度、新经济政策和种族关系、集会游行权利以及民主诉求管道受阻的问题。

对阿都拉失望所以怀念马哈迪

结合以上两点来看,1999年政改运动“烈火莫熄”所凸现的经济结构、种族关系的问题、主流媒体公信力问题、恶法压迫人权的问题,在经历了强人马哈迪下台以后,阿都拉政府的“雷声大,雨点小;有承诺,没实践”的治理之下,转了一个圈又继续重新浮出台面。此外,民间社会对阿都拉政府效率无能、无魄力、决策摇摆的不满已成了一个社会的共识。而贪污问题以及治安的日益败坏,则是大众的普遍生活经验,并出现了一股对马哈迪威权时代的怀念,这是对阿都拉政权失望的一种折射。

阿都拉政府主要的问题在于他毫无担当,短视,只想要继续掌握权力的领导态度。虽然他也确是继承了马哈迪所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不过一遇到马哈迪时代被揭发的丑闻就采取回避的态度,一昧想要息事宁人,把问题扫落在地毯之下,失却了改革的黄金机会;更为了巩固本身的权力,允许本身的亲信和家属如女婿凯里和儿子卡玛鲁丁利用裙带的关系累积巫统党内的势力和商业帝国。这与主流媒体所极力塑造出来的“想要听真话、承诺改变、柔中带钢、清廉亲民先生”的形象存有很大的差异,吊诡地形成一个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的局面。

阿都拉政府上台后即刻采用节流和财政紧缩的政策,猛砍大型工程,不料在遭到朋党集团的顽抗之后,尤其是马哈迪自取消马新弯桥计划的连串炮轰,就改弦易辙,重新恢复推行一系列的大型工程,包括一系列的经济走廊计划,其大洒金钱安抚巫统乡区铁票的目的多过实际发展的需要。

大选后的巫统党选才最关键

至于近在眉睫的全国大选,也难以稳定当前民怨四起的政局,无法让阿都拉政府专心治理国家,因为大选的结果将会影响接下来的巫统党选成绩。目前动摇的政局将会等待巫统党选之后才会明朗化,即阿都拉是否会变成跛脚鸭,凯里是否能够在巫统党内真正崛起,纳吉是否能够逼宫。大选的主轴已很明显,阿都拉以及巫统必须稳住马来选票来保住本身的位子,尤其是重夺回教党掌权之下的吉兰丹州,至于城市地区的华人或混合选区,就任由其他的国阵成员党去面对可能的惨败结局。这也意味着大选后种族关系的对立和分歧,将会进一步深化,勿寄望这个靠着对立结构喘息的阿都拉政府难以拿出什么改善的对策。

从反恶法扩大到争取集会权

所幸的是,在这一阵子种族暴动和动用内安法令的传言不断的时刻,民众并没有变得人心惶惶,还是如往常地过日子,并还无所畏惧警察设立路障封锁吉隆坡的大阵仗举动,继续上街示威集会,诉求改革体制和要求他们的心声获得聆听。而且,大家对于人权的认识和醒觉也已经深化,在听闻巫统准备办大集会会,祭出内安法令也继续进行抗争,关注的人权议题也从要求废除内安法令和恶法,扩大到争取宪法之下和平集会的权利,拒绝接受恶法——申请警察集会准证的管制。在国内族群关系,因为经济资源分配不均和阶级分歧扩大的时刻,我国却出现了跨越族群的新政治——人权问题的共识。

拥抱提升新生力量的开放态度

从近期的系列示威集会中,我们也发现到出现许多不曾参与政治,社会运动的学生、年轻人、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他们开始被最近的一系列事件感染和影响,打破过去一直被赋予的政治冷感标签。虽然这股新生力量显得有点冲动,对社会议题的认识度也不够深入,甚至会继续操作种族情绪的语言(兴权会);但是民间的社运团体,必须抛弃本身的本位主义,试图去与这一股新兴的力量对话和沟通,建立跨族群的共识。从1999年政改运动后,以英语、中文的民间组织已经打破了对马来人的刻板印象,与回教马来人民间团体有了深入的合作桥梁,如今面对另一股来自基层的印裔社会力量,岂能因为这股新生力量尚未成熟的冲撞,而保持奚落甚至采取一直浇冷水,甚至短视地企图骑劫其议题和群众的态度?

至于那些故意摆出一派蛋头学者的模式,来对社会运动点头评足的做法,本身根本怯于实践或不曾具体观察和体会的空头理论家;我们要提醒的是,在社会变迁的过程甚至社会运动的出现时刻,完美冰冷冷的理论永远是跟随在社会运动的后头去诠释。而当今眼前的社会运动和争鸣,则是由活生生地的社会基层用他们熟悉的语言去理解。公共有机知识分子的任务,则必须看到危机中的一逝即失的机会,如何与新生社会力量结合、连接、对话、开启更多元的思考,以及深化非种族性的抗争论述。

既然我们的统治者已经如此不济,民间社会岂能故步自守、懦弱、毫无胆识、继续被动地受困在种族主义的陷阱里头,不敢主动打破统治者长期种植在我们内心中的偏见和标签?坦然承认我们没有马上解决困扰了50年政治、经济、种族等等大问题的万灵丹,但是却有愚公移山,一步一脚印实际奠基跨族群,争取人权的新型政治模式的锲而不舍精神;或许这将是我们带着乐观地精神,跨越民间社会竟相争鸣的2007年,面对“明天以后”(The day after tomorrow)的2008年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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