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景裕妻致函总检长，促刑事检控多名高级警官

许景裕妻子刘秀玉致函总检察长杜苏基，要求刑事检控前政治部副总监在内的多名高级警官。

她在长达35页的信函中列举所谓的实质性间接证据，指控前政治部副总监阿瓦鲁丁（Awaludin Jadid）等涉嫌参与其丈夫和社运分子安里仄末的强迫失踪案件。

“有充分的间接证据检控阿瓦鲁丁、拉兹曼兰里（Razman Ramli）、阿占阿兹哈里（Azam Azahari Othman）、赛夫巴哈里（Saiful Bahari Abdul Aziz）、莫哈末阿里（Muhammad Ali）等。”

她建议杜苏基援引《刑事法典》第34条文提出检控，所涉及罪名包括谋杀、绑架、秘密非法禁锢、刑事串谋、提供虚假讯息、致使证据消失、公务员违抗法律指示。

建议由阿育汉领衔特工队

刘秀玉表示，杜苏基或许倾向在更有把握的情况下提出检控，遂建议成立由副总警长阿育汉领导的特工队就此事展开调查。

她解释，特工队可追踪并调查赛夫巴哈里、确保政治部官员沙姆再尼（Shamzaini Daud）作为关键证人的效力，以及调查人员委员会报告、内阁任命特工队报告、高庭判决书所提及的所有相关人员。

沙姆再尼曾向安里仄末妻子努哈亚蒂透露，其丈夫2016年11月24日是遭到武吉阿曼政治部所绑架。

刘秀玉在信中表示，她在不同场合成功锁定了赛夫巴哈里其人的相关讯息，包括其面子书主页、婚姻状况、子女情况、2021年12月16日和2022年1月6日在旺沙乌凯花园（Wangsa Ukay）一家诊所的疫苗接种记录、丰田Vios轿车的路税更新、所得税编号。

她认为，“警队中的掌权者有意压制这些讯息/证据。”

判例证明间接证据可定罪

刘秀玉也援引了人权委员会、内阁任命特工队、高庭的调查结果，均得出结论认为国家须为强迫失踪案负责。

她也援引大量法庭判例，证明仅凭间接证据即可定罪，联邦法院曾裁定“间接证据有时比直接证据更有力，因为它不像证人证言那样可能缺乏真实性或准确性。”

她指出，在强迫失踪案件中，缘于国家机构系统性地压制讯息，间接证据通常是唯一可获得的证据。

她表示，在人权委员会调查结果出炉后，她曾会见时任内长慕尤丁，对方向其保证会彻查此事，并追究责任人；她也曾见过时任首相马哈迪。

“在那之后我就没有听到任何消息了，除了内阁同意成立特工队调查人权委员会的调查结果。”

“我希望您（杜苏基）作为公共利益和正义的守护者，能尽早给予我回复。”

信件副本也抄送给了数码部长哥宾星、内政部长赛夫丁、首相署（法律与制度改革）部长阿莎丽娜。

2016年底，四名宗教人士和社运分子相继失踪，目前仍下落未明。四人分别是安里仄末、许景裕、牧师乔舒亚（Joshua Hilmy）与其妻子露芙（Ruth Sitepu）。

2019年4月3日，人权委员会裁定，许景裕与安里仄末遭遇强迫失踪，而绑架者正是警方政治部人员。2019年6月26日，内政部成立特工队以重查本案，惟调查报告至今仍在《1972年机密法令》下，被列为机密文件。

去年11月5日，吉隆坡高庭裁定政府和警方对许景裕的失踪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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