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压力使人变性少数”，部长引述哪篇学术论文？

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朱基菲里近日声称，工作压力可能是导致某人“成为”性少数的因素之一。这番言论不仅在国内引发大量讨论、迷因和调侃，也在国际间引起关注。

朱基菲里（Zulkifli Hasan）在1月26日的国会书面答复中，引述一项研究来支持其说法，指职场压力可能导致一个人被归类为性少数（LGBTQ+），同时也将“对宗教理解不足”列为另一项因素。

然而，随后出现质疑，指这名本身也是学者的部长，可能几乎原文照抄了另一篇学术论文的内容。

跟论文内容高度相似

根据《当今大马》的查核，部长的回应与一篇题为《性少数现象及当下参与度上升的因素》（Fenomena LGBTQ dan Faktor-Faktor yang Meningkatkan Penglibatan Masa Kini）的论文内容高度相似。

该论文作者为再夫丁（Zaifuddin Rasip）、阿尼斯（Anis Malik Toha）、苏列（Solleh Ab Razak）及西迪艾莎（Siti Aisyah Yap Abdullah），是于去年1月发表在《Muallim社会科学与人文期刊》。

朱基菲里在国会答复中表示：“导致性少数问题的因素，其中一项是如苏莱曼（Sulaiman）等人（2017）的研究所指出，多种因素会影响一个人参与性少数的生活方式。”

“社群影响、性经验、工作压力及其他个人因素，都会影响一个人被归入这一类别。”

“该研究强调，这些因素的结合可能促成性少数行为的形成。综合过往研究，可以得出结论：家庭、社会环境以及宗教理解不足，是影响性少数征兆的主要因素。”

“一个人的性取向与行为，深受家庭、不获支持的环境，以及宗教理解与实践水平低落所影响。”

除了开头略有差异，朱基菲里回答的这段内容，与上述论文第四页末段几乎完全一致。

引用依据遭到质疑

但复杂的是，该论文的参考文献列表中，并未出现“苏莱曼等人（2017）”，这也导致外界对引用依据的质疑。

朱基菲里提到的可能是另一项印尼研究，由苏莱曼、哈斯米亚纳（Hasmiana Hasan）及哈菲（Hafidh Maksum）合著，题为《通过“公民计划模型”应对性少数生活方式》（Model Project Citizen Untuk Mengatasi Gaya Hidup LGBT）。

该研究列出五项导致一个人“成为”性少数的因素：社群、工作、性、自我及精神力量。

然而，该研究并未进一步说明“工作”这项因素，也未具体提及“工作压力”。

《当今大马》无法确认部长是否指该印尼研究，并已向朱基菲里及其两名官员寻求回应。

截稿为止，仅有一名官员回复，并提供了15项参考文献的链接，但未直接回应朱基菲里是否在国会答复中引用了该印尼研究。

用“病理化”掩饰歧视

在朱基菲里发表上述言论后，公民社会迅速反击。“姐妹要正义”共同创办人迪拉嘉（Thilaga Sulathireh，上图）指出，政府非首次在性少数议题上使用错误资讯。

临床心理学家莎琳（Shaleen Chrisanne）也表示，部长的说法是滥用心理健康语言来伤害酷儿社群的例子。

她形容这是一种“病理化”的做法，即把某些身份或行为描绘成医学问题，以合理化对边缘群体的控制、歧视或惩罚。

她指出，这种伪装成关怀或矫正的策略，实际上延续了污名化、道德审判，甚至加深社会阶层的不平等。

此前，“姐妹要正义”指出，2025年对性少数群体而言是极其糟糕的一年，共逾307人因性取向、性别认同及性别表达而被捕。

该组织也对当局利用公众投诉，来合理化对性少数群体的打压表示担忧，比如国家广播电视台TV2在观众投诉后，决定停播卡通动画片“Santiago of The Seas”，尽管否认卡通片含性少数元素。

“姐妹要正义”还发现，联邦与州当局，以及宗教和政治人物，正通过利用HIV、宗教及道德叙事，加剧反性少数的宣传，散播关于该群体的错误信息，固化污名，并为有害的所谓“矫正”或“康复”做法辩护。

去年7月，一批非政府组织与个人也反驳警方声称在吉兰丹取缔“同性性派对”的说法，而坚称那是一场合法的艾滋病病毒觉醒与健康外展活动。

此外，“姐妹要正义”指出，媒体、艺术和文化领域对性少数内容的审查明显增加，包括出版物被禁、更严格的演出指南以及性别化的着装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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