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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越界与想象:<br>反思民办媒体教育与社会变迁(上)
Jan 24, 2008 11:28 AM
更新: Feb 15, 2020 7:25 AM

作者:傅向红、李永杰

前言

1996年,旅台知识分子曾庆豹向华教团体和董教总抛出一个问题:“华教运动,动或不动?”。曾氏指出,华教运动去政治化的趋势,使其从内到外,在华社的主流言说、政党政治和国家教育政策中,面临多重边缘化。自我漂白(去政治化)后的华教团体,仅剩下高度官僚化的技术体系,只能反射式地回应外界各种变化。

另外一名旅台学者林开忠,亦在《建构中的“华人文化”:族群属性、国家与华教运动》(1999)一书指出,华教运动以“再造传统中华文化”动员华社,一方面主要是因应国家的单一文化和教育政策之结果,另一方面,更不应忽略的是华裔中小企业也借此(即“再造传统中华文化”)表达对国家经济政策的不满。然而,由于文化的建构在对应/对抗国家的架构中操作,为了使文化成为民族统一论的根据,文化本质的复杂性及异质性就被忽略了,文化变得口号化与工具化。

因此,一旦国家祭出“经济发展”、“马来西亚国族”、“国家团结”等收编性质口号,稀释了华人经济性格的不满,华教团体既无法深化文化论述(这是把文化工具化的结果),又无法回应政治局势的挑战,而落入国家打造国族论述的陷阱,无力对抗国家的文化霸权。这也部分说明了何以2020宏愿可以收编80年代强劲的华教与民权论述。

曾氏和林氏的批评已经过了10年,今天的华教团体是否面临同样的困境呢?如果说曾氏和林氏的论述稍嫌抽象,那么董教总创办了新纪元学院,面临更多实际操作的问题,就可以借此具体验证上述的说法。本文欲藉新纪元学院之媒体研究系,讨论民办教育的困境与契机,更借此具体例证,再反思华教运动所面临的制度与策略疑难。

民办媒体教育缘起

要了解民办教育体系和媒体教育,首先须简单回顾我国媒体的发展和传播教育的历史。过去,私院开放前,国立大学的大众传播系只为STPM优秀生开放,平面媒体为传播系毕业生的主要(虽不是唯一)出路。直到1990年代末,付费电视及其它私营免付费电视相继成立,为当下年轻学子提供新的想象。同期私专的开放,进一步让传播科系大众化,不再限于高材生。不少传播系学生,均为当主播或明星而选传播科系,对新闻和文字几无兴趣。同时期私院传播科系的量与质,可以说反映了整体媒体市场的变化及年轻人对媒体职业的想象。

从高等教育和媒体两方面的发展轨迹来看,新纪元学院于2001年开办媒体系,自然置身于几种力量的拉锯:第一是经济力量,这方面包含了私立大专和私营媒体;第二是国家,它负责规范教育产业和媒体产业;第三是公民社会,因为新纪元学院乃华教运动的产物,根植于基层华语社群的支持。 (见图1)

图1:媒体系与国家、经济和公民社会。(图解:粉红色箭头指的是互动和冲突;绿色箭头指的是回应、回馈与互动。)

在此脉络下,新院媒体研究系的出现,到底有何特别意义?它该如何与其他私院同类别科系区别或竞争?如何回应整体的社会变迁和媒体技术变迁?其办学的进步性为何?本文乃从经济、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关系网络,探讨新纪元学院媒体研究系学术正当性的建立。

媒体系与市场压力

相较于其他私立学院,新纪元学院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其“源自社会,回馈社会”、“民办学院,不为营利”的办学特色,让旗下科系得不以营利逻辑办学。即便市场上年轻学子多向往广电媒体、迷信技术训练,新院媒体系的课程设置,多年来仍然坚持以媒体素养和新闻学为主轴,其他领域的传播技术,如广电与公关,则为辅。

在办学过程,虽然民办媒体教育提出了自己的理念,但是大专院校无法、也不应该是象牙塔,它必然与社会、媒体业界互动。媒体业的变迁其实也对媒体教育提出了它的要求;技术变迁亦会引发社会对传播教育的新期待。

由于国家民主机制不够健全,一方面威权国家藉各种法令钳制著不同类型媒体的新闻空间;另一方面,财团因应剧烈的市场竞争局势,乃联合执政党团垄断印刷、广电媒体。在此客观政治环境下,媒体业主之间不只在牟利和生产效率上竞争,更利用旗下媒体,并迫使媒体从业员讨好国家,竞相争得统治精英的庇护。此一背景下,媒体工作的独立和自主性,面临巨大挑战;新闻内容的品质,更随著媒体所有权的集中与垄断,愈趋单元并逃离监督公权力职责,不利民主发展。

作为培养记者的教育单位,面对以上变迁,民办媒体教育自然不能置外于媒体从业员面对的各种法令、业主经营模式和政治结构的限制。它必然要能够提出一套观点和方法,让未来的媒体工作者,能够在媒体染缸中坚持和突破结构限制。因此,媒体素养(media literacy)必然是传播教育的重要目标。新院媒体系自创系以来开办的新闻学、传播理论、传播批判理论、新闻伦理与媒体监察、媒体法律与系统等课,正是为媒体素养而设,而媒体毕业生进入媒体业后,能否坚持理念,并突破限制,则是媒体教育成果的其中一个指标。

与业界关系陷入紧张

在此情势下,新院媒体系与业界关系经常陷入紧张,并偶有冲突,相互指责。业界一方面要求媒体系培育新闻专才,但另一方面却不希望新闻教育和专业对媒体现有运作提出质疑,这是两者之间冲突的来源。过去几年,媒体系老师介入528马华收购南洋报业、2005年哗FM经营不当恶性停播、2006年马华脱售南洋报业予张晓卿等事件,提出媒体经营模式、所有权等结构问题对新闻内容的影响,就是这方面冲突的部分例子。不少对媒体职业有美好想象的年轻学子,对于媒体素养及记者的养成,亦经常会无所适从,甚至反感、却步。

但由于民主进程与新闻专业及自由息息相关,民办媒体教育必须清楚教育的定位和内涵, 双管齐下,实务训练与媒体素养并重,使其有助于新闻专业表现,并符合民主社会的需要。这样不仅可以继承华教运动改革社会的传统,也让新院的媒体系有自己的特色,区别于其他营利机构传播科系的主流价值观。其目的并非让学生对媒体失望、却步,而是让未来记者对媒体业有更多认识,智与勇双全,得以在艰困的环境中坚持理念,并装备突破限制的技术与创意。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另外,90年代末期网路和数位科技的出现,一度让民间高度期待,渴望可以突破广电与平面媒体的困境与局限,但碍于国内网路基础建设缓慢及贫富差距大,上网和宽频普及率难以提升,科技鸿沟日益扩大。记者的工作----中介于一般阅听大众及消息来源(从政府单位、工商机构至知名人士与市井小民)之间,对自然与社会现象的定时记录、解释、分析与评论的人----其实并不会因为传讯技术的革新而消失。

诚如台湾新闻系教授冯建三(2006)所言,不同的媒体,记者需要的仍然是好奇心、提问、观察、纪录、分析、解释、呈现(从文字至音象)之技巧与能力。因此,新院媒体系的教学内容乃聚焦于、并紧扣马来西亚的社会、文化与政治情境与脉动,培养学生接收、记录、提问、解释、分析与评论社会现象的能力,再辅以各种不同媒体技术的呈现技术训练。

简言之,媒体系的正当性和进步性,乃建立在华教运动的传统和马来西亚的媒体、文化、政治、经济生态中,其价值观则孕育自华教运动过去的民权斗争精神,且不能失去对传播技术的跟进与反思,才会符合新院的办学特色之一:“人文为本,科技为用”。”

参考资料:

曾庆豹“华教运动,动或不动?——谈董、教总的边缘化”,原载于1996年4月21日南洋商报C3页。

林开忠(1999)《建构中的“华人文化”:族群属性、国家与华教运动》,吉隆坡:华研。

冯建三(2006)“试论新闻传播教育学术正当性的建立:记者养成与媒介素养教育”,刊于2006年4月号《教育研究资料与研究讯双月刊》。


编按:傅向红是“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委员,李永杰是异议纪录片工作者。 本文同时在《当今大马》、《光华日报》及《独立新闻在线》发表。

点击:越界与想象:反思民办媒体教育与社会变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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