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注：由新纪元学院、南方学院和雪华堂联合主办的“国家机关与公民社会的再造”学术研讨会，已在上个周末圆满举行。这场近年来少见的学术盛会获得踊跃的出席，激发了不少讨论的火花，也引起许多回响。，《当今大马》获得主办单位特约供稿,刊登学术研讨会的摘要报导，以馈读者。

何启良：当前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公民社会困境的思考

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研究员何启良指出，与新加坡相比，马来西亚公民社会运作和发展，因为政治活动空间较大较宽、政治反对势力较久较强、媒体舆论没有完全被压制成一言堂，空间相对较阔。反观新加坡，政府机关几乎无所不在也无所不包，政治反对势力声音微弱和组织松散，媒体被官方各方面所限制，舆论监督几乎是零，而公民社会被压制的程度较大，因此发挥空间较小。

何启良是日前出席在雪州加影新纪元学院举行的“国家机关与公民社会的再造”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论文时，提出上述观察。他的论文题为〈当前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公民社会困境的思考〉。

他说，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宪法上都是民主制度的国家，但是政治学者却不买这个账，而常把他们归纳为“威权”体制国家，两国的所谓民主制度都必须打上折扣，而公民社会的成长，在这种政治体制下自然有极大的局限。

新国政府主动，马国政府被动

不只如此，他还指出，新加坡政府甚至对公民社会的定义主动采取了诠释。在新加坡，政府提倡的是“民间社会”(civic society)，而不是“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在性质上，新加坡政府所要塑造的“民间社会”并不是一个主动积极的、独立自主的“制衡”机构，而是一个协调利益冲突的中介体，客观上有利于宏观秩序的稳定。

“但在马来西亚，政府对公民社会的诠释似乎没有做积极的尝试，而因为政治的需要，政府近年来对公民社会以及其治理角色作了较正面的肯定。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反映出他们面对一个逐渐壮大的公民社会的反应，其态度是迎合时代发展潮流，这样也可因此赢得‘顺从民意’的美名。”

政府膨胀削弱公民社会

何启良认为，新加坡的立国，其实也是依赖了非官方组织的支持。独立之前，地区的自助性团体，在很大的程度上扮演着政府治理的角色。但是在独立之后，这些公民团体渐渐失去了这方面的角色。政府逐渐强大，而且是膨胀性的发展，同时也有意或无意之间对一些具有政治色彩的组织进行压制，因此无论是区域性的自助团体或公民社会，渐渐消逝。

但他指出，马来西亚的情况有点不一样。马哈迪政府期间的政治发展对公民社会有关键性的影响。公民社会得到了一段缓冲时间，它们并没有消逝，虽然在边沿挣扎，但是其生命的延续与功能，仍然持续下来。后来威权政府致力于国家机构的膨胀，公民社会显然受到威胁，但是其气质、存在、功能已经在宪法体制下和人民的治理意识里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认同。

收购报业风波证明影响力

何启良说，理论上，公民社会的存在、发展和兴起，为实现民主政治奠定重要的社会基础。就这个观点来看，新加坡民主化之所以停滞不前，主要是因为公民社会的基础太过脆弱。

“马来西亚民主化过程较新加坡来得曲折，其中牵涉到种族政治的延续、中产阶级的崛起、政党内部的利益斗争，以及反对势力的浮沉等等。基本上至今马来西亚的民主制度仍然是脆弱的。但是议会政治、反对党的存在，多元社会的发展，种族团体的争鸣，以及言论自由，尚有可为。相对于新加坡而言，马来西亚的公民社会显然是蓬勃许多。”

他举数年前马华公会收购南洋报业为例，政党收购之前言论自由已有限制，收购之后更打折扣了。但整个收购事件的沸腾，其实正证明了马来西亚公民社会的存在和不可忽视。至少，马来西亚有所谓的“舆论界”，这方面新加坡似乎没有。

大马公民社会潜能不可忽视

“总的来说，当前新加坡公民社会仍然活跃，就志愿性社团组成来说，他们是的有限度活跃的、警觉的，人民认识到一个强有力的公民社会对于遏制威权政治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有些团体有时甚至会挑战言论限度，也有人以身试法，但是时势比人强是事实。由于公共言论空间有限，舆论监督政法机关缺乏，有点良知的知识分子逐渐选择沉默。”

与新加坡相比较，何氏认为马来西亚的公民社会，在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环境艰苦的成长，与政权或抗衡、或相互协调、或有机结合，其发展前景、契机和潜能是不可忽视的。

“以社会深度论，大马的自愿性团体具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其组织的自治性、‘草根性’ 和在地化也较强。在大众媒体被压制的情况下，仍然有一些不默而生的公共知识分子，在这个舆论尺度仍然有限的国家唤发出异音。”

编注：感谢主办单位和潘永强协助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