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著权威要读懂新经济
理查说,当许多创意天才群聚一起,将会促使创新发挥作用所需的临界量(critical mass,页41)。因为创新临界量的不同,我们看到世界城市的呈现了尖峰的倾向。例如,科学上的新发现只集中在美国和欧洲(页39)。
大兴土木无法保证竞争力
东吴大学社会系副教授刘维公先生为本书中译本所作的推荐序文,因此说明“想要取得尖锋世界的优势位置,盲目的大兴土木绝对无法让城市在激烈的全球竞争脱颖而出。城市的创造力,才是真正的关键条件”。
刘维公副教授因此结论“唯有致力于维持创意与创新的城市,才能征服尖峰世界的挑战”。细读其中,用以对照一个马来西亚新近推介的“ 新经济模式 ”,读者是否有所启示?
收入翻倍要如何做到?
当然,“让大马人民年均收入在2020年之际翻倍,从现有的7000美元增加到1万5000美元水平”,听起来固然是十分写意的。但是,我们毕竟要怎样激活国内的经济成长,促进竞争?
国家经济顾问理事会选定是涵盖和着重于“建设有素质的劳动力,减低依靠外劳”以及“建立知识基础和架构”的八大关键改革措施(strategic reform initiatives),从而落实经济转型的目标。
土权组织论调墨守成规
话虽如此,我们如何体现所谓的“有素质的劳动力”和“建立知识基础”的目标呢?土著权威组织这些日子一再提出的那些说辞,显然和新经济模式的造建背道而驰。
当地球每一个角落都打开了大门,过期、过气和过去的政党中人仍然继续墨守成规。他们仿佛并不知道中国和印度的投资,每年创造了1700亿的生产和接近6万个工作机会。
理查在书中引述的数据点明,北京与西雅图棋鼓相当,上海和多伦多并驾齐驱。单就1996-2001之间,这些城市的创新成长了四倍有余(页38)。一旦阅及这样的统计,不知土著权威组织有何话可说?
开放程度决定经济成长模式
远的不论,一衣带水的新加坡在“科技产业具有很强的利基,因此吸引许多西方大学在此设立分校。新加坡打算成为区域创意中心的企图,也已小有成就(页64)。此外,文化和艺术的创作表现也甚为不凡。
对比邻国,紧迫时间追赶之下,土著权威组织的领导是否有所体会和领悟,都不重要;然则,大家想必认同,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决定了所有城市和社区的特性,最终也决定了经济成长的模式。
土权组织该读懂新经模式
一心发展新经济模式,所有的蓝图和报告,都不管用。土著权威组织的一张口,恐怕就够打击首相希冀“那些已经离开我国的大马人再次考虑回国,参与我国的转型计划,完全释放大马的潜能”。
何况,此时正值乌鲁雪兰莪补选,看在选票份上,土著权威组织不管读明了新首相的新意,至少应该火速读懂新经济模式这本通书,就能明白这片土地确实“没有其他选择,只能继续向前迈进,成为一个拥有持续和包容成长的高收入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