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禁止在公众场所放映“限制级”影片，却不停让媒体制造诸如“鸡奸”，“肛交”，“性爱短片”等等儿童不宜的词汇；政府派内政部人员前来监视内容健康，没有裸露镜头的“流放纪录片巡回放映会”，却任由有心政客邀请记者前来观赏据说涉及安华的和“妓女造爱”的“性爱短片”。

如果笔者以“流放”纪录片放映会的方式，到全国各城镇去放映指控安华涉嫌涉及性爱的短片，相信即便没有获得主流媒体的宣传，也会全场爆满。当然这绝对是一项违法的行为，安华就在21日声称：“这些人犯下了刑事诽谤、恐吓和公开播放猥亵影像的罪行。我说有高层政治人物涉及，其证据就是警方为何没有采取行动来阻止这次的事件？性片怎么可以公开播放？它获得警察的保护。”

其实笔者的目的不在“性爱短片”。只不过，以耸动的字眼吸引读者或观众，是媒体人的本色。但耸动行为本身只不过是个手段，以便引导读者关注耸动事件背后的更重要议题；就像“性爱短片”风波本身不在安华的性爱倾向或道德修养本身，而是要将所有媒体的注意力从近在眉睫的砂拉越州选身上移开。

从资讯封锁中突围

由人民纪录电影基金会，《当今大马》以及VideoArt杂志联办的“流放”纪录片巡回放映会，终于完成了第一回合的放映；我们沿着西马西海岸，到吉隆坡，芙蓉，怡保，金宝，十八丁和槟城等7个地方放映了三部在去年4月至5月被国营电视台腰斩和禁播的纪录片，分别为恶名昭彰的砂拉越巴贡水坝纪录片和万绕高压电缆课题纪录片。这项放映活动，是主办当局尝试突破播放限制和资讯封锁的尝试，以便受政府压制和主流媒体自我过滤的巴贡课题和万绕议题，能够以“流浪放映”（简称流放）的传播形式，到全国各地和没有机会和管道接触这类资讯的民众会面。

由于课题的性质和所隐含的政治因素，除了绝少数的例外，雪隆区的主流媒体几乎全盘封杀了流放纪录片的宣传管道，影响了出席放映会观众的人数。然而，在7场放映会中，除了在十八丁的放映，其余放映会都引起了观众的激烈回响，并且掀开了激烈的问答和讨论。在量方面，3月18日晚在槟州华人大会堂举办的放映会吸引了大约120名观众，是所有场合中反应最热烈的一次，那是协办单位极力宣传的成果。

槟城放映会过后，有熟悉纪录片的观众向笔者表示道：“《当今大马》报道你在隆雪华堂的讲座上说，如果人们认为你拍的纪录片不好看或不具备娱乐性质，那恐怕是观众需要教育的问题而不是纪录片沉闷的问题，我恐怕得承认你是对的。”

这样的回应更增加了笔者对纪录片在马来西亚发展的信心。也有观众认为笔者对曾经被某些人批评巴贡纪录片“太长”的意见耿耿于怀，不惜高调的提出国人需要接受纪录片教育的狂妄之言。实际上狂妄不狂妄仅意气之争，值得庆幸的事是观众开始具备了反省纪录片以及纪录片和观众互动的空间。这种空间的创造和寻获，不可说是这次巡回放映的意外收获。

没有不带角度的纪录片

纪录片是由个人持摄像机拍摄出来的，所以不会有纯然客观而不带角度的纪录片。可是要如何纪录一项社会运动，以及选择和社运分子站在完全相同，颇有距离还是全然对立的立场，却是纪录片工作者不得不去思考的问题。

流放队伍来到着落在矿湖区的金宝拉曼大学，为大约30名来自媒体系的师生放映纪录片之后，媒体系讲师傅向红激起关于纪录片工作者能否不带角度“客观”纪录的讨论，以及导演要如何处理社会运动本身不通角色者的内部差异问题。对于前一个问题，由于纪录片的内涵已经从过去的纪录客观，到纪录主观，扩大到现在纪录的是人类互为主观性（inter-subjectivity）的年代，假扮客观者如王赛芝之流的论述早过时。

例如有读者质疑同时作为评论人的纪录片工作者，总是说主流媒体带着议程报导某议题，难道非主流媒体和纪录片导演就没有带作议程和立场吗？评论人杨艾琳认为：“议程和角度不一样。议程含动机的成分，所以即使客观也是虚假的。角度是了解一件事到一个程度作出的想法，未必是对，却是真诚的。”

她也提出：“主流与非主流媒体是一个组织，所以报道应该是全面，而不含议程，虽然说个别新闻人或许有自己的议程，但不应该影响到整个工作媒体的操作。然而拍纪录片是个人的作品，出发点已经不同，所以有个人立场是应该的。换句话说，平面媒体、网络媒体和记录片的出发点和操作模式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如何处理社运的差异？

纪录片必须有角度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对拍摄对象之内的差异是否采取真实的纪录，或者为了符合更大的目的，例如社会运动，而将这些差异简化和视而不见，就涉及到纪录片导演和制作人的企图和诚实。以“流放”放映会的三部纪录片为例，导演和制作人都毫不隐瞒角度和立场的对特定社会议题进行纪录，可是在某些观众眼中，却没有处理社会运动中不同主体的差异，例如社会运动的主角和党团人士。

媒体系讲师关志华提出：“其实可以把记录片看成是提供了解或者解剖事情的另一个角度，一个在主流媒体不会提供的角度。言论自由可贵之处，我个人认为不在于什么是真相，而是各种论述观点可以相互竞争、相互批判、相互消解。傅向红老师前天所提出的，便是针对社会运动内部本身是否也有出现矛盾，或者话说社会运动的话语观点，是否也会有相互竞争、相互批判的不一致性。换句话说，冲突不只出现在内外，也出现在内部本身。”

又写道：“正如泽南所说的，由于时间的匆促，没有办法处理这内部角度。记录片对社会运动本身，是否应该要自我审视，这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至少在台湾，部分记录片已经做到这点。这是否是我们这些搞评论学术的人吹毛求疵、鸡蛋挑骨头，还是现阶段的马来西亚，社会运动的“敌人”异常鲜明，因此当前之务便是要打倒别人，谈内部矛盾显得有点虚伪？”

笔者以为，不论是否是纪录片专家，任何观众都有资格对任何一部纪录片作品以及导演的企图作出评价和要求。笔者的意见是，不论是否是情势所逼，就像媒体人，纪录片工作者永远处于符合“专业主义”所要求的纯纪录片工作者，或者同时兼具社会运动者身份的挣扎和难题。以马来西亚目前的状况，关注社会运动发展的纪录片工作者大概很难具备足够的时间和抽离的态度，去对进行作的社运进行客观而兼顾细微差异的纪录。这处境让我想到流放队伍的一名成员，挣扎作究竟要在这次的砂州选举中履行选举观察的任务，还是加入助选队伍，催生改革的生力军？

实际上，上述问题也翻起了一个更潜在的问题；究竟是纪录片工作者对待社会运动中的差异不够敏感，或者故意忽略差异，还是学术分子背离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掉入了为学术而学术，不理时势对知识分子之要求的理想化弊病？所有上述疑问和诘难，都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或真理，只能以真诚去面对。

纪录片和原住民维权运动

不仅没有不带角度的纪录片，也不存在不含议程的放映会。这次的放映会激起了各地观众对砂拉越原住民命运的热烈关注和讨论，更肯定了流放队伍对于引导观众持续关注砂拉越原住民课题以及全国政治改革的必要。除了放映会，流放队伍也和各联办单位以及关注东马原住民维权运动的人士进行了交流，希望群众开始将改革的视线集焦于通过改善东马人民政治权益来达到全国改革的“东成西就”策略。

散场后换来的不是幻灭

我们看到许多从政者和社运分子渐渐失去了改革的焦点，渐渐不再策略性的考量全国改革的步伐。人民在这时刻如果还不自救，还眷恋于发展所带来的小康和舒适，黑暗将笼罩我们的前程，而308将成为一场集体幻觉。revolution will become re-illusion。

笔者相信，这项显得好高骛远的放映和交流“活动”，究竟能否发展成改变原住民地位的“运动”，很大程度得看能否获得学生，社运人士和被感动的观众的深度认同，当然东马人民本身的参与更是关键。我们不希望观众像期待“性爱短片’那样来对待我们的纪录片，更希望散场后换来的不是幻灭，而是对社会运动的持续加温，为不带幻觉的改革之路建立共识和新的合作基础；那是一条漫长而必须走得沉稳的道路，“流放”只不过是一个带点浪漫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