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啟人文关怀 获得知识啟蒙

面对艰涩知识

在媒体系的日子，我一直对两个画面的印象特别深刻。记得当初为了读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抱着英汉大辞典，逐句逐字地将英文翻译成中文，依旧一知半解，即便如此，这个“苦读”的过程是很过瘾的。当时的政治学、传播批判理论、文化传播对我而言是艰涩的，然而硬着头皮将自己抛入那堆搞不太懂的概念、关键词中的洗礼，却铭刻在日后的知识认知与实践意识的肉身里。

另一个学习的冲击是尝试与社会现象/生活经验的交互对话。那时的老师与氛围是鼓励学生积极走出校园、走进社区、参与事件的探查与发声。透过那样的互动，许多习以为常的观点不断被挑战与追问，也进一步让自己去反思自己与别人的生命经验，以及与周遭社会事实的关系，也延烧了人文关怀的火苗。

理论实践关系，引发强烈焦虑

在台北求学的日子，令我深刻感受到那原本不易显见的媒体系的隐形痕迹开始活现出来。

进入“社会学”，是想让自身与他人在各种社会权力场域中得以培养与锤炼出“问对问题”、“诠释解构”甚至是“介入改变”的能力。这样的体认不是顿悟，反而是一种累积成形的绵延过程。一直以来，我的焦虑总是来自知识的匮乏与行动的缺席，或者更深层的追问就是理论与实践如何结合的问题（也牵涉结构与能动性的问题）。

经过新院风波与One Black Malaysia in Taipei行动，某个程度是在释放那股焦虑，也是试炼着自身如何结合论述与行动的能耐。我要说的是这种焦虑是因为里头充斥着许多不成熟、还未连贯起来的东西，这些东西基本上是延续媒体系精神所埋下的种子——反思与批判的视角、社会与弱势的关怀与学术理论的热诚。

我个人经验或许并不符合大部分媒体系毕业生的经历，但是有一个感受是大家（至少是靠近我上下的那几届校友）普遍在说的：新纪元媒体系的精神是特别的。可是，这个说法又往往仅被局限于“批判”精神，有时候这种批判精神更被贬值与扭曲或污名化为“廉价批评”的负面印象。

不仅实务训练，更应重视培力

大众传播学科的课程设计内容普遍以符合市场导向需求的实务与技术训练为主，反而较缺乏“思考与觉察”的培力。批判精神无法脱离于独立思考与多元视角。如何培养独立思考与多元视角，其实与如何想像媒体教育有关。在媒体系待过的学生会开始了解媒体生态、产制与工作的困境，也认清新闻再现是选择性、有立场的，这是媒体识读的基本工作。而我觉得比较可贵的是，奠基在前者工作上进行的媒体素养养成的部分。

传播/媒体学科以培养媒体工作者为主旨，但是媒体教育不应只是指向“未来式”的媒体工作者，它应是一种公民素养的培力。学生事先了解媒体生态运作的结构性限制，仿佛打预防针般，有助于他们未来进入媒体界时做好准备，但是我觉得不仅只是这个预防针的效果，而是媒体教育建设的是一套防御机制。

简单来说，在面对资讯或新闻再现时拥有独立的诠释与判断能力。扩大来说，这个防御机制其实是一种应对现实不友善的结构或机制的拉推力量，不轻易随波逐流，兼具批判精神与人文关怀，甚至想办法突破现有的困境。这个防御机制其实是一种独立思考的内涵，也是媒体识读与素养的部分成果，它不仅只展现在媒体工作上，更可以放诸在其他场域，也是一种立足社会的生活立场与态度。

这个养成的过程与我前面所述两个印象深刻的学习画面密切相关，也是媒体系特殊的地方，除了实务与技术的训练，媒体系提供了（1）学术型理论思维的扎根；（2）社会型行动对话的实践空间。当然，这种媒体素养的内涵要进一步成熟化或发展为积极行动，端看日后是否能将之延续与茁壮的空间。

掌握媒介素养

对于现在或将来的媒体系发展，虽然没有具体的建议，仅能以自身在那儿受益匪浅的部分作为分享，但我相信作为媒体教育工作仍有其可循的原则跟随。

事后回想，在新院的两年时间虽然短促，但是若认真看待媒体教育作为一种知识领域与实践场域，对学生的想像不局限在媒体工作者，而是一种结合媒介专业的积极型公民培力，其实带着身上那个识读能力与素养，走到哪里都可以有发酵的机会。那也是一股改变现有媒体陋习、恶法与困境的可能性力量。

感谢媒体系与老师们曾予我的成长，也以此文与学弟妹共勉之。

注：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