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苏丹街地铁徵地风波延烧多日，政党头子与技术官僚在千呼万唤下，终于接见了受影响的业主。然而2011年代8月23日的这场三造会面，从头到尾并不等同于谘询民意的公听会，因为一众业主所得到的讯息是：徵地是势所难免。唯一分歧的是，马华蔡细历的保证是徵用的范畴只限地面底下，地面上的百年老店丝毫未损，业主只须暂时腾空老店半载即可；而陆路公交委会（SPAD）的回马枪声明，则是不保证地铁工程竣工后，老店将能原璧归赵。

这么一来，民众与官僚的思维就自然会囿限于“徵地已是既成事实”的框框里。事实并非如此。整个事件演变及此，迄今还没有办过一场针对议题的社区公听会！执政当局对一般陡坡开发项目会坚持先作环境影响检测，但像这类在人烟稠密的都门市区开发地铁工程的个案，到底其社会影响检测（Social Impact Assessment），又做了没有？而已被圈定的地段是否就此不能他移？

未咨询民意令人费解

NONE 平心而论，这次巴生谷地铁（KVMRT）蓝图及徵用苏丹街老店地段的决议，事先完全不曾谘询当地民意的作法，是相当令人费解的。按照我在交通部长任内的处理程序是，规划蓝图甫告出台，即着令公布图测，并召开社区公听会。民众的现场质询或通过邮寄、电邮的建言，一概受理。这种广开言路的纳谏方式，先后开放了三个月。

年前KELANA轻快铁新干线工程要停驻梳邦（Subang）的利弊探讨，便是一例。当时负责项目的PRASARANA国家基建机构必须奉命详加记录每项来函建言，并一一给予明确解答。最终一锤定音的交通部长要对蓝图作出裁夺，还得以民意投票的结果作为依归。

部长未发挥把关角色

及后，随着我的下野，虽说新崛起的陆路公交委会（SPAD），现已归由首相署管辖，可交通部长还是负责监督统筹公共交通改进（六大关键绩效领域（NKRA）之一）的领军人物，缘何始终置身事外，既不见其居中斡旋，更不见他主动召集公听会，难道已“退居二线”？

其实部长把关，可在第一时间把任何来自技术官僚建议的“馊主意”加以否决。这是我的经验之谈，但不能没有充足的理由为根据，否则动辄会有滥权之嫌，难以服众。然而触目所及，官场里敢于在一众技术官僚面前独排众议的部长官爷，毕竟不多，其中多为部门项目的发包而张目。换言之，在利益的节骨眼上，这类官爷会出乎意外的，显得勇不可当，甚至是寸步不让！

过去征地案例惹民怨

kuala lumpur sultan street plaza warisan 当前必须严正说明的是，反对在苏丹街徵地，并不是选择抗拒建设发展，而不肯做出牺牲；更不是要自外于现代地铁的建设主流。任何政客官僚若以同理心来看问题，当可预见的当地民意是，一众业主绝不会任由祖传产业备受徵用，在建设地铁停驻站之余，还得眼巴巴坐视地铁公司从这所谓的“地铁产业”中牟取厚利。这叫他们情何以堪！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城市发展局UDA徵用谐街（Jalan Bandar）、书馆街（Jalan Sekolah——巴生车站前面）及苏丹街的部分老店地段，作为兴建UDA-OCEAN及PLAZA WARISAN两幢商厦的事件，便是当地坊众永难忘怀的殷鉴。政客官僚无视这一段历史，当然会招惹民怨。

捷运绕道并非不可能

其实，当地民众心里倍感纳闷的，莫过于当局为何对巴生车站的斑驳失修；原谐街警局旧址的满目凄凉，以及戏院街（Jalan Panggung）的停车场等地段，始终不屑一顾，而偏偏相中这些祖传的百年老店？

难道这是无可更改的宿命？肯定不是。我曾说过，两年前蒲种区某村曾因轻快铁新干线日后可能干扰家居生活，而群起反对，最终迫使当局必须修正蓝图，让干线绕道的前例，当可做为借镜。即便是内阁已定案的首都甘榜巴鲁（Kampung Bahru）社区重建项目，碰上了民怨也同样的要延后再议。

徵地风波是一面镜子

明了官场文化者当会知道，任何技术官僚的进言建议，只能当做参考。主政部会单位的领军者不能完全没有独立思考及自己的见地。当然这需要当事人勤作备政的“功课”，把民忧民怨真正列为当务之急，而不是尽把时间精力耗费在人情酬酢、开幕剪采或尔虞我诈、互相厮杀的政治角力上。

诚然，苏丹街徵地风波是一面镜子。它让人看清一众政客官僚的咀脸、诚意和智慧。毕竟，渴求发展与提高生活素质，乃纳税人份内应享的权利，不是“皇恩浩荡”的赐予。任何引起民困、点燃民怨的发展建设，即便是切合民需，最终其效果恐怕只会恰得其反，非但增添不了执政当局的光环，反而还会因此失分累累，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