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安法令》下几许张永新和陈凯希？

策略信息研究中心／文运企业的老板张永新先生日前接受了网络媒体《当今大马》的访问，畅谈他过去在《内安法令》下被捕的牢狱生涯。认识张永新的人都知道他既是个天真的梦想家，也是乐天的行动派。他在访谈中透露，因参与一次纠察行动而在非法集会的罪名下被捕，当时才20岁，是一名辍学生。那是1968年的事。

张永新总共被扣留了8年，在他人生中本该最精彩的年纪。为了不负青春，他在狱中很自觉地学习语文，很自律地锻炼身体，刻意忽略“被扣留”的处境，对释放的时程不多作他想，避免胡思乱想使得牢狱生涯变得更艰难、更混乱。张永新以他独有的积极、乐观的方式度过扣留营的日子，透过这种进取的态度表现不屈服、不退却，即使失去人身自由，也力持正面思考、泰然处之。

经年奋斗才有今成就

在我的理解里，张永新的“快乐坐牢”也传达着他对自我、对难友，以及对后进的激励。观照其他《内安法令》下受害的例子，无论在当时或一直到现在，张永新都没有倒下。他用过人的意志和行动力证明，纵使身系囹圄也要找出其正面意义，牢房绝对围不住自由的意志。因此他有一套“安于坐牢”的哲学，这甚至把妈妈给激怒了，以为他“想要留久久”。但这也正是他能够完好出狱、没有放弃斗争的关键。事实上，“快乐坐牢”是政治扣留犯最高明的生存策略，也是对恶法最强大的对抗。

再看海鸥陈凯希的例子。陈凯希同样也在《内安法令》下被拘留了8年，在狱中经历多次斗争，其中包括向狱方争取改善待遇的几次绝食抗议，还有因左派阵营的分裂而被打为右派，受到狱中同志点名批判。1973年当陈凯希出狱时，他面对的是一个覆灭了的左派斗争路线。当时马来西亚的左派势力几已全军覆没，劳工党总部的注册被吊销、支部被封殆尽、刊物被查禁，身为总秘书的他被限制居留在巴生，每日需向警局报到，出狱条件还包括不能再参加政治及工会活动。在这种境况之下，陈凯希走上集资从商的路，但海鸥成立之初并非一帆风路、鸿图大展，他经历过失败、亏损和同志间的猜疑。今天我们看到热心公益的富商陈凯希，都是后见之明，是他人生中第二个阶段历过数十年奋斗的结果。

何等荒谬的倒置逻辑

然而这一切与《内安法令》何干？难不成今天我们有学者型的出版商和热心社会的企业家，是拜了《内安法令》之赐？是《内安法令》成就了穷小子吃饱饭还能学英文、开心坐牢？也是《内安法令》禁绝敌对的左派政党才提携了其总秘书得以弃政从商兼致富？这是甚么荒谬的倒置逻辑？想想在过去52年中，政府利用这部恶法造就了多少政治冤狱？摧毁了多少潜在政敌？破碎了多少圆满家庭？这是任何稍有人性关怀的马来西亚民众都明白的事，却有人还能说出甚么“是好是坏，就交由政府去解释和实践”的话，把《内安法令》描述成造就“快乐政治犯”和“热心公益富商”的摇篮！这已经远远超过狗脚和援交，也不能把无良和无耻推给无知而已。

在我所知道或听过的前政治扣留犯中，许多人历此无情的灾难，在生命烙下了永恒印记和创伤，一辈子没走出来。他们在狱中经受了想象以外的折磨和刑求，身心受尽摧残，出狱后经调养复元，幸而能重新振作复在社会上站稳脚步者，需靠庞大的毅力与意志力，以及坚实的支持系统，而且多少也靠点运气。无数人在这个过程中陷落，轻则灰心丧志、斗志萎靡、抑郁自弃，终其一生坐困在曾经辉煌的记忆与失落现实之间，壮志未酬；重则百病丛生、心智失常，其中也有人不堪精神的压力，了断自己的性命。在《内安法令》下，我们固然有快乐张永新和富豪陈凯希，但在数以千万计的受害者之中，幸存的人有几许？而幸存者内心的恐惧与创痛又有几许？

媒体失格随政府起舞

我曾经多次出席老左的宴席，有席开百桌的千人宴，也有小型家庭聚会。他们之中有草根性鲜明的劳动群体，也有毫不逊于“菁英”定义下的专业人士。这些人分散了是一个个个体，也各为营生忙碌，但聚集起来却是广义的大左派阵营。每每置身其中，我都被这些个毫不起眼、衰老的背影所震慑：这些人蹲过的政治黑牢，加总起来动辄千百年！而他们的牢狱之灾，都为我们及后辈得以在更民主的社会、更开放的政治环境生活铺垫基础。

当初纳吉宣布要废除《内安法令》之际，一群新加坡前政治扣留犯发表声明，要求新国政府也向邻国看齐。当时我跟新加坡的左派长辈们说，那肯定都是玩假的，果不其然。不论是玩臭或玩假，纳吉政府每需要媒体随之起舞，《星洲日报》总是当仁不让，极有效率地促其写手摇旗吶喊，遂有失格的〈老张和陈老〉于焉登场，消费了前辈先贤的黑暗岁月。每当有学生跟我说，他们是看《星洲日报》诸才子文章长大的，我都感到很忧心，担心这些正在学习思考、判断和批判的年轻人，因为长期被这种没水平的、抄写、拼凑、甚至还误读而来的言论喂养，而打不开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