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陈群川的年代

那是80年代，一个还需要救星，标榜英雄的年代。

1986年8月25日，当时的马华公会总会长陈群川在新加坡高庭承认唆使罪名；次日，法庭宣判他罪名成立，判坐牢2年，即刻押往明月湾服刑。

 

对陈群川而言，那是一段黑暗的岁月。2009年的《中国报》报导：“从要得风、要雨得雨的华社救星，突被判坐牢，让一时无法接受事实的陈群川在两个月内狂瘦48磅，甚至在监狱内痛哭、狂怒及想撞牆”。

 

事隔26年，2012年9月9日，新加坡前主控官格林奈（ Knight）自揭，在1985年轰动一时的“新泛电事件＂中，他错误地提控了陈群川。

 

这个戏剧化的转折，让陈群川及其当年所涉及的新泛电事件，再次浮现在大家的眼前。

倡华人集资进军大企业

当年的陈群川，原是备受当时云顶集团主席林梧桐器重而担任云顶集团总经理，较后受到李三春的邀请，前往掌舵由马华控制的马化控股（MPHB）。当时，在新经济政策的压力之下，马华公会提出的“政治企业化”、“华人集资进军大企业”的论述与策略，在华社掀起一阵风潮，也成为我国80年代政治的重要事件之一。

 

当年的陈群川，延续李三春时代倡导的“集资进军大企业”策略，通过马化控股与马化合作社，进一步加速党营资本的扩张与规模。在陈梁党争而陈派获胜之后，陈群川在马华的地位如日中天，甚至被誉为“经济奇才”与“华社救星”。

 

当时的马来西亚氛围，对今日经常穿黄绿衣上街反公害的新生一辈，以及要骂马华也已经“有一点懒惰”的年代而言，应该是一个陌生、很难理解的世界。而“华社救星”这四个字，也非常不可思议。

新经济政策的无力回应

80年代的本土政治实施雷厉风行的威权统治。反对稀土厂公害，可以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两年；集会抗议华小行政问题，也导致105人遭逮捕并被扣留将近1年，以及3家报馆的准证被吊销。

 

在经济上，新经济政策推行已超过10年，政府插足商界与通过政治势力控制大企业，限制华资的壮大（许多情况之下比外资还不如）；许多重要领域皆被国阵政府以维护土著权益为名，在多处设下种族配额固打，结果往往徇私朋党；同时，马哈迪也以提升效率与“现代化”为名，开始推动所谓的私营化，把公共的垄断转成私人的垄断，最终当然只利惠少数政商精英。

 

当时，马华公会虽然同样身为国阵执政成员党，却放着政治事务不管，打着“华人自救”的旗号进军商界，以图政经合一，让华社都团结在马华的旗帜下。这让当时沮丧、充满无力感与弥漫着悲情的华社仿佛找到一个希望。结果数年后，接踵而来发生的金融危机与“合作社大风暴”导致 24家华资存款合作社发生财务丑闻，涉及款项高达15亿令吉，约有58万存款人受牵连。陈群川也因而深陷囹圄。

政党介入经济产生恶果

于是，广大民众如梦初醒，终于认清所谓的华社救星与提高华人的经济权力，只不过是如潘永强在《许光道文集：宁我是灯》的序文中所言的“马化控股的出现，摆明是政党介入经济活动，利用政治力护航，与私人资本竞争，发展出所谓的党营资本主义。”结果“热衷于政治寻租行为，监守自盗，扭曲政商关系，不只无法为社会创造效益，反而大肆滥用乃至盗取中下层人民的财富，最终沦为社会资源的掠夺者（Predator）。”

 

本文不想就陈群川的个人功过多做着墨，也不欲为新泛电事件的孰是孰非妄作猜想。（对马化合作社、马化控股与新泛电事件有兴趣的读者，可查阅《许光道文集：宁我是灯》）笔者只是欲指出另外一件同样发生在80年代的事。

转争取重视人权与改革

那个80年代，则是一个摒弃大商号大救星，疾呼尊重人权与改革的时代。

 

1985年，华团在“华社资料研究中心”成立之后，草拟了《全国华团宣言》，并于1985年12月28日成立“全国华团民权委员会”，进而开始宣扬“两线制”。当时，董总前主席林晃昇先生在《两个阵线制度与马来西亚民主》里提到：“全国民权委员会所倡议的两个阵线的概念，目的是为了促使我国的民主制度更加健全地发展。因为只有当形成两个足以互相取代的阵线时，当权的一方，才会表现得更加民主，更加开明，人民的意愿才会更加受到尊重。”（风云五十年：马来西亚政党政治）

 

林晃昇、柯嘉逊等华团与社运人士，在1987年“茅草行动”被捕出狱之后，决定为实践“两线制”的政治理想而集体加入行动党。当时，他铿锵有力地说：“只有加强反对党，促成两线制，人民的权利和意愿才能够声张，我国的民主制度才具有真正的意义。”

 

那届，还有接下来的数届大选，间中激起了千重浪。理想有的幻灭，有的到今天还激荡着这个社会。而以上这句话今天听起来，依然掷地有声。

 

光阴荏苒的20多年后，我们看到80年代萌芽的民权理念，在后308的今天总算结了一些果实。现在在面子书上狂分享与Like，与终于敢在咖啡店高谈阔论的“队冧”与“换政府”，以及许多诸如“两线政治”、“政党轮替”、“知识分子”、“公民权利”、“多元共存”等论述，实则多无法超出80年代推动民权人士所思辨、建构、论战与驳斥的范畴。

我们绝对不需要救星了

这些丰沛的思想资源，以及当年社运人士身体力行所留下的印记，明显比起打造党营事业来扩大政治支持的民族经济大梦来得深刻持久，也为后来人士留下了丰富且宝贵的遗产与借鉴。

 

遗憾的是，今天许多人没有从历史的进步中学到教训，反而继续盲目膜拜白里透红的领袖、亿万富豪、投诉天师、报业钜子，浑然忘了自己身为民主国家的公民，原本就是推动与带来改变的因子，而且绝对有堂堂正正要求声张自己权利的义务与理由。

 

那个陈群川的年代，我们期望救星与英雄，盖因我们没有极力自救赋权予民，也没有去批判自己的保守与媚俗。308后的我们，还需要英雄与救星吗？民主化的今天，理应是人民抬头，每个人都是做自己英雄的年代；今天的华社，甚或广大的社会，虽然华总还期盼着两只熊猫，但是我们绝对不需要救星了。

注：李健聪，马来西亚科技与工艺大学交通物流硕士，现为长居关丹的政治工作者，也是“绿色盛会2.0”宣传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