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对待通识教育

【艺文】  读立自主

根据《读书好》的宣传，在即将来临的9月29号，香港学民思潮的主要召集人之一林朗彦将与当地时事评论人刘细良先生对谈，而对谈会的题目则设为“通识、公民与国民”。众所周知，近期搅动整个香港社会的反国教运动，主要是由一群年仅十来岁的青少年所发起。

当我们还在埋怨马来西亚大专生对政治冷感之际，香港大型公民运动由青少年主导的现象并没有引起国人足够的注意，思考何种原因改变了今天的香港社会。

我们应该追问的是，至少就目前观察所得，为何这群香港的年轻人懂得提出目标相当清晰的诉求？续而很快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可，并且还懂得善用各种现有的资源与策略，动员市民响应反国教运动。

有关学民思潮号召市民示威的现象，相信早已引起香港学者的注意，并很快会有相应的分析。从本文开头所提及的林刘两人对谈会的题目设定，至少可以部分说明港人对通识教育的重视。通识教育对香港社会所起的作用，极有可能左右今日香港社会的局势发展。

培养融贯独立思考

通识教育一般可以解作通才教育或全人教育。通识教育的兴起又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欧美学人意识到现今的大学学科分类过细，容易导致学生知识结构严重偏差，认知不健全等。因此，通识教育是要培养学生对不同学科都有所认知，能将各种学识融会贯通，能够独立思考，认知健全。

这种情况就如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马杰伟所说，在香港的教育环境中，文科与理科较为公众所理解，一般的学生都熟知数理化、文史哲等学科的性质及其大概内容。然而，对于社会科学这个与通识关系密切的的范畴，在学生与一般公众心目却比较印象模糊。

所谓的通识教育，大概就等同于我国大专学府所设立的必修课Pengajian  Am。然而，我们谁都知道，无论是设立此课程的教育局，到教授此课的讲师，以致前来完成学分的学生，大概没有人会认真对待这门徒具形式的课程。

我国对待通识教育的态度，跟处理道德教育科的情况一样，完全架空这门课所能传达的讯息，课程内容多年来越改越僵化，并且早已变成强迫学生背诵标准答案的八股文。

笔者不是说香港的教育制度非常完善，当中也不乏填鸭的成分。香港教育局把此门课列为高中学制必修科，更有当地媒体宣称学生考这门科为“死亡之卷”。但必须注意的是，香港大专通识教育的内容设定相当地与时俱进，这大概是我国国民所难以想象的。

考试机制尽管早已僵化，但若认同通识教育的理念，依然有办法另辟蹊径，通过不同的渠道实践，让大众获得通识教育。

编书讨论社会议题

香港中文大学据闻是最早在香港设立通识教育课的高等学府。2010年期间，由香港中文大学推动出版的一系列与通识教育相关的丛书，议题便涉及了大众传播、普及文化、身份认同、政治变迁、贫困、保育、性权、公共知识等八项课题，并交由个别具专业背景的学者负责撰写。

先不论那些由学者编写的书籍，是否全都立论公允，但不能否认的是，上述各项议题的设定，全都是至今仍受香港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部分议题如身份认同、贫困以及保育，更是不断地在香港当地升温发酵。由此可见，这些通识丛书能够让一般读者得以借助学者的观点，站在更高的角度展开讨论甚至是批判。

需要补充的是，香港社会开始重视普及通识教育，自有其独特的社会背景因素。简单地说，自香港回归中国后，有关身份认同的议题开始成为港人的共同焦虑所在，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的社会争论。

香港大专学府认真对待通识教育教学内容，我国的社会构成更为复杂，若也要学习香港的经验，那我们的通识教育除了要教授上述的八项课题以外，或许还需要特别加插伊斯兰习俗、印度文明以及左翼史论述等，方能让我们对我国特殊的社会状况，有更加透彻的理解。

与香港比较，我国政治氛围封闭，就足以说明通识教育不具备足够的外在条件开花结果。我们很难想象，保守的执政当局，会有勇气在通识教育课程里，加插有关保育或者是性权的议题，让学生公开讨论，最终启迪更多的年轻一代，意识到当下的腐败。

论述支援社会运动

青年学者叶荫聪在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任高级授课导师，也是“香港独立媒体网”（inmediahk.net）的编辑，一直积极参与当地的文化保育运动。这种同时投身学术研究以及社会运动的年轻学人，在我国也不算多见。

除了为港中大撰写其中一本通识丛书《为当下怀旧——文化保育的前世今生》（香港中文大学，2010年）之外，叶氏还曾主编过探讨网络互动影响社会变革的《草根起义——从虚拟到真实》（上书局，2011年），以及一本为了鼓励大众采取直接行动抗争的小册子《直接行动》（进一步多媒体有限公司，2010年）。

香港的社会运动能够得到更为庞大的市民响应，提出的诉求能够以相当迅速的方式获得共鸣，最终展开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那些由学者制作的小册子，在上述方面产生了多大的作用，值得关注。抗争活动要取得成果，至少与抗争活动发起人对诉求议题的掌握是否清晰，甚至是对于开展抗争的方式是否具备相应的策略思考等因素，脱离不了关系。

回到我国的情况，当局坚持拆迁苏丹街不外乎是认定，苏丹街大部分民宅不属历史遗迹，所以没有必要保留。这种说辞恰恰跟港府一贯无理拆迁民居时的说法一样，如何界定历史遗迹的诠释权，仿佛只落在当权者的手上。但参考叶氏在《为当下怀旧》一书的辩解，我们可以知道上述的说法，根本就是对历史遗产理解不足，续而衍生出来的诡辩。

该书告诉我们，以往文化保育的对象通常是单栋纪念式建筑，为了保存及彰显国家的辉煌传统，是打造国族文化（national culture）的工程，只有专家及政治人物参与选定。现在，整个文化保育的涵盖面扩大，注重地方历史、社会文化及集体回忆，保育的不只是建筑物，可以是整个地区及地景，甚至是社区环境。故此，保育参与者不再限于专家学者，亦不由国家领导人独断独行，平民百姓、民间组织、私人企业也参与其中。

不只是政府的责任

总而言之，香港年轻学者身体力行推广抗争理论，绝对值得我们多加思考。当然，我们也无需全面肯定香港现有抗争活动，至少抗争运动在当地越演越烈，是否也无可避免地带来了副作用，如导致整个社会对政治议题过分热衷，而忽略了在经济方面的长期考量等，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我国与香港同样面对教育制度僵化的问题，但香港大专学府，甚至是个别的年轻学人，并没有因此像我们般忽视通识教育的重要，而是以不同的方式贯彻通识教育。我们实在有必要反思背后的原因何在。

在我国，漠视通识教育，不只是政府的责任而已。再说一些题外话，就个人的观察而言，身边不少人对于他人的求学态度抱有一定的奇怪偏见，或许也是导致一般人容易忽视通识教育的关键所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都习惯用陈陈相因的方式，随意挪用古希腊诗人阿尔奇洛克斯的区分法来看待有不同求学取向的人。

对于好奇心较为强烈而喜欢涉猎不同学科知识的人，我们就会称这种人为所谓狐狸型的求知。然而，原本不带贬义的形容，在此刻听来，却有讥笑不屑的成分。这种说法，有时甚至是由大学里的讲师带头指责。试问在这种扭曲氛围，还有可能发掘出通识教育的重要吗？

推荐阅读：

叶荫聪著：《直接行动》，进一步多媒体有限公司，2010年。

叶荫聪著：《为当下怀旧：文化保育的前世今生》，香港中文大学，2010年。

叶荫聪主编：《草根起义——从虚拟到现实》，上书局，2011年。

黄麒达，中文系毕业，热衷大学辩论活动，兼职杂志书话专栏撰稿人。近期阅读兴趣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后现代后殖民论述、史学理论、香港本土论述、中文长篇小说以及环保与文化保育研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