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行动月读

朋友曾抱着不无嘲讽地口吻建议我开家书店，当时实再没好气地吼，“你去死啦，竟然叫我开书店”。这当然是好友间的玩笑，不过后来卖书去死这类戏言我再也不说了，太沉重了。

我是认真的，这世上真有卖书卖到被书压死的人，他就是香港青文书屋主理人罗志华先生。

顽强求存的人文景观

说到罗氏，不可不说青文；说到青文，不可不说二楼书店。所谓二楼书店，原指因在书业内外因素夹攻下将店搬离、或是设立在二楼（如今有到十楼以上）的香港独立书店。

所谓书业内因，是指1988年起由三联、中华、商务三巨头改组而成、集出版零售发行印刷等业务于一身的联合出版集团，后来兼以提供更诱人的折扣优待、简化字书籍兑换率，成功占据当地图书出版和销售市场的极大比率，对独立书店造成冲击。

至于外因，常看香港TVB剧或电影的马来西亚书友应该可以猜到，那意指当地地产商如日中天，租金日益昂贵、各类成本高升不降，使得原本在底楼的书店纷纷不支倒闭，能坚持住的只能改在二楼或更高楼层顽强求存，于是二楼书店就成了香港独特的人文景观。

青文书屋不只是书店

要提的是，这类书店在五十年代主要由当地知识份子开办，具有极高的使命感，强调介入社会、启蒙群众，因此绝大部份以文学、歴史、哲学、社科、艺术为主要售销书籍。青文书屋便是在众多二楼书店中极具代表性的一所。

NONE 要知道，青文书屋除了卖人文好书以外，同时还兼营出版事务。较为有名的便是“文化视野丛书”和“青文评论丛书”，《活在书堆下－－我们怀念罗志华》一书中提到，香港半数重要文学作品皆由青文出版，可见地位非凡。

单单在罗志华掌管青文的时候，他就以一人之力印制《诗潮》诗刊、创办《青文评论》。这也就是为什么青文书屋不只是一间书店，而是八十年代后当地文艺青年和作家的重要聚集地。

本地读者熟悉的香港作家诸如也斯、黄碧云、叶辉、陈冠中、陈云、韩丽珠、谢晓虹、汤祯兆等人的作品都曾经由青文出版。至于常在该店买书、打书钉的则更不用说了，各位也许在马家辉、梁文道等人的文集中已读到，这里不赘言。

旧书屯积成负担

正是因为青文的文学与文化地位不凡，罗氏意外身亡对香港文化圈便是一大震憾。除了为后者逝世而悲恸不己，也因独立书店难为而沉重万份，于是就有了这本《活在书堆下－－我们怀念罗志华》，汇集各方人士悼念文章，除了缅怀罗氏，也思考香港书业。

NONE 文章易读、动人，虽然不是极详尽的书店研究专著，但对香港书业较少有理解的人来说，却是极好的入门。由于青文书屋和其他二楼书店一样，在巨大出版集团霸占市场、地产商炒高楼价租金、阅读风气低靡多个主要因素围攻下，业绩慢慢走下坡，过去诱人好书渐渐成了发黄纸山，且无人问津慢慢堆满书店。

后来罗氏甚至穷得连手机都没钱打，可还是坚持出版文学刊物，最终在2006年8月黯然停止营业。读过马家辉《在关于岁月的隐秘情事》或《我们》的朋友也许还记得，他在青文结束营业的最后一天去帮忙收拾，罗氏不死心地把那堆积如山的泛黄旧书收好，说以后找到好地方东山便可再起。这是何等执着！（要换在我国，一般都是清仓大折扣，对不？）

故事的结局是，在2008年的农历新年前夕，罗氏到仓库整理书籍，意外被塌下的书压毙，享年44岁。被书压死！是的，真的是被自己瞻前想后、辛辛苦苦采购回来、舍不得清仓大平卖的书给活活压死！还有比这更能说明旧书库存对书店的可怕负担吗？

说到这里或许我们不难理解，书本不论多好，但凡无法卖出，就会屯积在店内，占用本来就相当有限的位子，无法让资金流动于是就无法引进新书，然后随着岁月流失不断发黄引蛀，最终把整个书店一起腐化掉。

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时下的书店非常讲究退书或促销作业，书本在架上的时间就好象人类在世上的性命，大限一到，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处理掉，客气的就跳楼大减价“干掉”，不客气地就把书本退掉，下场是作再生纸还是另有用途，则不得而知。

买卖不忘文化事业本色

前些日子诚品入驻香港，有朋友不无感慨地向我说，什么时候我们也有个诚品呢？这种外国月亮比较圆的善意感叹，多少说明了我们谈论本地阅读风气的某种固定模式。

NONE 当然我想台湾的阅读风气肯定好过咱们，但是不是说那边没有类似的处理呢？未必。比如，那个对读者总是多一份宽容、对世界每每多一份乐观的书人唐诺，早在2005年出版的《阅读的故事》里不无抱怨地提到，买书就要乘快，不然两三个月后就退掉找不到了。当然，未必所有台湾书店都如此，但大体可补充我们神化国外阅读世界来自省的后遗症吧！

把罗志华的悲剧，和时下旧书的下场比一比，很容易发现两者恰好是书市下两种不同的极端。罗志华在他的一人书局中咬牙奋斗，到了几乎山穷水尽的地步仍然坚持力撑文艺出版，到了最后关头还是不愿意舍弃旧书，可谓完全漠视市场逻辑的烈士；至于拒绝承担旧书库存风险、宁可贱价出售、将成本转嫁予出版社和供应商的作法，则是将书本当作一般商品来出售，亦即漠视书籍作为文化载体的特性，完全遵照资本主义利益最大化的逻辑。

两者的差别在于，前者尽管从事买卖，但是依旧不忘文化事业的本色，仿佛像报刊中的编辑一样，以自身的眼光为读者挑选“应该读”的书，于是书本年代新旧、销量好坏都无碍于他决定是否保留此书，但凡读者“应该读”的就留下；后者从功利计算出发，为求利益最大化、亏损最小化，于是追求着一种最为保险的方式：只满足读者于短期内、自己最有把握的时期内“想要读”的书。

书店业者眼中的“需求”和“需要”

有什么区别呢？这就好象教师意识到的是小学生真正赖以成长的、难以自我意识到的“需求”；小学生要求的，往往都是难以超越现有格局下的“需要”。当师生在课堂上发生诸如是不是要多做点功课、可不可提早下课等要求的冲突，便是“学生需求”和“学生需要”的角力。

而我们在一般情形下，都基本不会反对教师以专业教学从业者眼光判断出来的“需求”，远比学生自身的“需要”更为精准。同样，书店也有到底是要满足读者需求还是需要的经营选择。如何取舍就视乎书店本身究竟是想“引领”还是“顺从”读者。

若是真心有意启迪民智，自然不能急功近利，所以必须是“长久”经营，累积旧书是势在必行；如果完全将书当一般商品处理，那么在高风险、低（甚至没有）回酬的天秤衡量下，极可能过度宠坏读者，反正新书出版绵绵不绝，不必守在旧书，所以必定是“短暂”快销速卖。

但在后一种取向里，我们马上可以问：难道年份旧远的书，比如连续几十年重刷（而不是再版）的经典，难道不正是读者“应该读”的吗？书店从业员如果选择这种经向取向，背后的考虑与其说是“读者需要”的，不如说是其自身的“商业需求”。

怎样议论书店才有意义

但凡嗜书之人想必对各种关于阅读风气低落的议论不陌生，我也不例外。比如，我们可能会不无心疼地批评本地书局怎么把书本当一般商品贱卖？（当然也骂完自己还是狂买的）我们也偶尔调侃某些卖书比例太小的店子象间文具店多于书店。其他的可能还包括本地书局没有引入好书、不支持本地文学作品等等。

但这样的议论有多大积极作用呢？读过《活在书堆下》一书就会明白，书店所面对的考验来自方方面面，绝非我们在安全地带说得这么轻松，除了要迎战行内巨型霸权的恶型竞争，同时还必须面对租金昂贵、阅读风气低落等问题。

书店当然需要批评指正，但除非我们只是附庸风雅，否则但凡我们是诚心希望它变得更好，那么不论是提供建议，抑或尖锐批评，真正有建设性的议论，都应该包涵市场内外因素的考量。

从上述“旧书困境”折解，我们不妨思考，有哪些店近年来渐渐走上只满足读者需要、几乎不愿承担引领阅读风气的路线？在我们经常批评的店子当中，有没有哪些是尝试往“主题书店”发展，虽然在部份书种上也是勤劳作退，但仍然在特定主题上坚守文化企业本色、如履薄冰般地持续经营旧书库存？

本地书市是否也存在着垄断局面，每当巨型连锁书店打一个喷嚏，其余小店就全部感冒？垄断书店目前是以哪种倾向为经营方针？读者为了整体阅读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是否应该拒绝快销速卖的折扣小利、转而支持有心经营主题旧书的小店？

“书人”的义务

因此，如果以后还有人不食人间烟火般地，以一种根本就是苛求的高标准地告诉我们，某家书局应该如何如何才能媲美国外书行云云，你还会跟着起哄来表示自己也喝过外国的“书水”吗？

当然，你完全可以这么做。只是我还是倾向于坚持，真正意义上的优秀读者，除了有能力建立自己独特的阅读版图以外，同时还对阅读世界有着某种象对乡土、国家般难以割舍的羁绊情感，对书市、出版业、图书馆、阅读风气等课题有着一定的关注。

如同有能力建立个人丰足生活不一定是个良好公民一样，他还必须时时关注和介入自身社群和国家的建设。如果说社会建设不只是政府的个别义务，那么打造书香社会难道就只是书店的个别承担吗？

阅读世界之于读者，岂非公民社会之于公民一样？如果说公民有公民义务，那么尽可能关注和理解阅读世界、必要时甚至予以行动来一起建立更好的书香世界，何尝不是读者作为阅读世界公民之一的“书人义务”？

 

陈沛文，拉曼大学中文系硕士生，平日喜爱阅读，目前在书店兼职，同时也于中学、大专从事华语辩论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