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读本大书

教育是对国家未来的投资。教育办得如何，大可预测国家的前景如何。而大学教育，作为学术之重镇、社会之良心，和学子踏入社会前的最后一个教学机构，尤其重要。

然，每每谈到理想大学，或当今大学之出路，我们习惯取西方大学为例。其实，在东方，我们也有不少可以借镜的大学和可敬的教育家。

本文想要谈的正是北京大学之父蔡元培。蔡先生之所以有代表性，是因为他一生都奉献给教育和学术，而且在他任内，北京大学引进了一批知识分子为中国学术带来突破，同时奠定了“自由、包容”的精神品格。这样的条件也让北大在后来引领时代的风气、社会的思潮，成功实现大学应有之义。

所以，我以为，观察蔡元培的办学历程，再细数当今大学的毛病，我们或能看到两者之关系、问题之出路？

    

大学不能只是资格养成所

    

大学被视作生产商来看待和经营是当今教育的一大问题。办校者、政客看大学生有没有市场价值，学生在乎自己毕业后能不能赚大钱，老师注重课程对学生的未来有没有用、研究有没有市场收益。

就连大学打广告，也爱打出学生的就业率，还有和各大公司的紧密合作。整个大学越来越浮躁、不安，真学问、真理已经不再是大学师生的追求，他们要的是对未来有保障的文凭和能赚/卖钱的知识。

NONE 但，这个问题也不是当代才有的事。1917年，蔡元培掌管北大。当时的北大根本就是一个“职业资格养成所”、“知识贩卖所”。

如蔡先生所说，很多学生“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所以，很多老师是“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对于考试，很多学生会“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此外，对于专门研究学术、考试要求严格的教员，学生不欢迎，甚至罢课；但对于和政府有关系的人，学生巴结他，希望以后有靠山。

于是，蔡元培在开学第一场演讲，便明确指出“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隔年的开学演讲，蔡元培也强调：“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对蔡先生来说，老师和学生不认真追求学问，关键在于他们对大学、对学问的认识不够。大学，当以追求学问为首要目的；而专门学校较“面对社会”，讲求专业对口。在大学，学问就纯粹是学问，求学就只是为了满足学生的求知欲和求知识的发展。

对市场保持批判

在注重学历的今日，纯粹的“为己之学”已不太可能存在。但在满足学分、考文凭之际，保留一份纯粹的、为研究学问的读书，也并非不可能之事。

如果我们一直赋予学问其他色彩，将它视同职业之敲门砖、成功之入门票，我们将很难静下心来好好读/教书，而一直斤斤计较于学问的“市场价值”。

NONE 我身处的教育大学，就有不少未来老师以“会不会用来教学生”来决定哪些该学，哪些不必。而在各个大学，不少讲师是以“考试会不会出”来决定课程内容的。他们的想法是，只教考试出的，学生就能考好成绩，学生能考好成绩，就能找到一份好工作。长久下去，很多人的知识基础打不好，知道的东西也是支离破碎的。

很多人忘记了，学问本身有其魅力与意义，值得我们一生追求。人在得到知识、感受智慧的当下常有一种喜悦，陶渊明不也说吗，“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但这种喜悦对很多人来说只停留在小时候，因为那时没有考试和职业压力。如今很多人一拿起书便感到压力，觉得害怕。因为他们赋予书太多使命。书本身的魅力，他们已经看不到、摸不着了。

一个大学要办得好，办学者和老师须在学问与就/毕业之间找到平衡点，学生也须调整求学心态。一个纯粹以就业为导向的大学永远不可能成为一流大学。

当然，有人会反驳，不是所有大学都要走北大那种研究型路线，综合性大学或讲求专业对口的学院完全根据市场来办学，有何不妥？

我认为可以这样看：“市场要什么，我们就培育什么”的办学法的确可以满足人力的需求，也可以保证学生的就业机会。但同时，它也把各行各业带入不进则退的死胡同。

因为要超越现在的市场，我们就要和它保持距离，进行深思、批判。别忘了，没有深思、批判，就无法破旧、创新；没有破旧、创新，就无法为那一行、那一业带来生机。长此下去，那一行、那一业将有何作为？可见，即使是学院和综合性大学，保持距离、研究学问也是必不可少的。

老师，大学之魂

    

除了让我们认清教育的宏远目标，蔡元培对人才的重视和对学术环境的经营也很有现实意义。

蔡先生任北大校长之时，花了不少心思去聘请良师。为了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类似今日之文学院院长），他三顾茅庐，请他“出山”；梁漱溟没有大学文凭，但蔡先生破格让他教授印度哲学。他的唯才是用、求贤若渴在此显现。

NONE 蔡先生知道，他必须营造一个鼓励研究的学术环境。于是，他除了筹资办研究所、办期刊，也注意在一个专业里请不同学派的人才任教。如文科里，他既请了新文化运动的先锋陈独秀、胡适、鲁迅到北大，也让旧学派、保守主义者如辜鸿铭、黄侃等人继续任教。他希望不同学派、不同知识背景的老师可提供不同的内容，他们之间的交际、辩论将增进研究和教学的效果。

正如北大哲学系毕业的王昆仑所说：“我那时在文科学习，选修文字学。教文字学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钱玄同的课，一位是老派黄侃。我选的是钱玄同的课。一天，我正在课堂听钱老师的讲课，不料对面教室里正在讲课的黄侃大声骂起钱玄同来。钱听了也满不在乎，照样讲课。后来，我就既听钱玄同的课，也听听黄侃的课，以便两相对照。”

当外人批评新派老师误导学生，或讥讽旧学派顽固时，蔡先生都第一时间站出来捍卫他们。对他来说，人才是难得的，也是需要保护的。

正因为有这种胸襟和视野，北大当时才能网罗各个专业的人才，成为自由、蓬勃的学术空间。而荡漾在这知识与智慧之海的学子后来多能成才也就不足为奇了。

NONE 一所大学有没有精神，有没有生气，很大一部分取决于老师。老师如积极追求真理、热衷于教学，学生能不被感染吗？学校的形象能不光辉吗？而老师能不能达到这个境界，又要看大学能不能提供相应的环境。上述例子便能说明这一点。

然而，在马来西亚，老师的聘请往往不那么纯粹，它还有人脉的介入（党同伐异并非鲜事）、成本的考量（一些大学宁愿请在籍博士生，也不愿请博士），甚至还有一些奇怪的规定，如国立大学讲师须有中学的政府考试文凭，且第一学位必需是大马承认的。

而且，大学老师不是被保护的，而是被压抑的。一个老师能不能升职，能不能续任，不只是看学术成就、看教学，还要考虑他是不是“政治正确”的人、有没有说出“不负责任”的言论，甚至，后者的重要性还优于前者。

在这样一个研究、教学、言论随时可能触碰地雷的学术境地，太多学者已选择明哲保身，在自己专业的安全范围内“小”展拳脚；在这样一个真本事、真能力不被第一考量的教育环境，良师难聘，恶师易求，最后更可能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因此，我们如何期待学术可以发展，学生可以长进，学校可以有精神？我们又怎能培养或吸引一流学者？

    

回归教育，回归学术

    

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大学校长说了算的时代。所以即使蔡元培在世，恐怕也无法凭一人之力扭转教育的劣势。但他的努力至少让我们知道：教育的目标应该是更远大的，而不是只关心学生的出路问题。

今天的大学处处标示对学生的好，活在其中的学子也因为自己一直被武装而觉得骄傲自豪。殊不知，这些大学是在抹杀他们探索知识、发展自我的能力。

而最能引导学生走向知识殿堂、发掘生命意义的，非老师莫属。马来西亚讲师的薪水待遇尚算不错，但讲师其实更在乎的是有利于研究与教学的环境。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他们可以钻研学问、传道授业，并从中获得意义、认可与成长。

望办学者、老师和学生都能纯粹一点，让教育回归教育，让学术回归学术。

 

张康文，苏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学中文系学士，在籍文学硕士生。喜欢把人、事、物当作一本书来品鉴、批评，关注焦点是教育现象与流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