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私下处理？

文：陈洸铭

当我们在说反歧视时，自然地隐含一套价值评判标准，但一旦遇到这个判准还未能被普遍接受，特定的评判标准反而成了互相指责独断的证据。

如国内对同志的态度，一位强势的歧视者会认为同志的存在并不在歧视或非歧视的关系中，而是根本价值上的错误，而一位弱势的歧视者会认为这仅仅是个人的喜恶或价值信念，无需动挪“歧视”之名。

对于前者的批评，必须回应其批评的立足点，这里暂且不谈，特别提出的是后者，因为他反而是以捍卫多元之名而存在，即不能允许以“反歧视”之名来侵害个人信仰与价值。

自由就是不“影响”他人？

我们或许可以从公共与私人领域之别来辩解：由于在涉及公共事务上，一己的喜恶不能决定他人的生活方式，而他人的价值也并非能通过公投来决定的。但是，在非公共事务上呢？如我不反对同志婚姻，但我坚决不让同志步入我家门口。

我家是我的私领域，这样总行吧？若只是如此，同志权益的声明究其实只是实用意义上的，在我未看到、未表现出恶果的状况，都是不需理会的。反过来，同样的论点也适用于反对同志者之中：只要未涉及到我的，同志的存在都不是问题。

如果这就是所期待的结果，我们并未前进也未后退任何一步，柜子内依然有人。也许是同志，也许是反对同志者。或是其中一方，或是双方都将因此郁郁寡欢。

我们常坚信于一种对自由的理解：我们只有在不干扰他人自由的情况下，才能行使自己的自由，例如我可以自由玩乐，但不能吵到别人。由于一条类似的铁律出现，自由就这样被一套简单的理解给配上枷锁，缺乏影响他人的自由，不过是将自由的实质意义给抽空，因为到后来，你所拥有的言论自由只是被允许对着面镜子说话。

其二，还包括在日常使用中，总会有意无意地把价值设定为恒常不变的守则，使得守则看似可以独处在经验世界以外，以完美的姿态俯视、判断着所有的存在。尤其第二点，它让我们误以为一个完美的成品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而容不得对自由的理解有一丝喘息的空间，也不理会自由并非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而是必须视乎情景的。而这还不包括混淆人为设定的律则与自然律则。

改变价值与利益分配

我们在伸张同志权益时没有必要将影响、干扰的意图给隐藏起来。我们所要问的并非是否有影响到别人，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必然会改变固有的社会价值与利益分配，而所应当问的是为什么同志权益是且必须是共同认可的，而不能像面对画作、文学作品可随着个人的审美经验使多元诠释并存？

由于同志权益并不是一个关于同志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对人的理解方式。我们今天的文明进程方式是在通过对人的理解中进行（无论是人道，还是一连串的“人性化”处理），无法对健全的基础达到共识，就很难再继续往上建筑文化、文明的里程碑。

基于此，同志权益作为人的一部分理当是不可或缺与不能退让的。我们唯有建立起对核心价值的坚持，才不至于凡事都被“多元诠释”的理由给遮蔽。并且，这就不是走进家门说一声“我现在已进入私人领域，暂时不受公共身份所约束”所可以化解的。

化解对同志的误会与阐述权力的合理并非此文重点，但既行文至此，不妨略以“人权”主张来说明，因为同志没有理由被排除在“人”权之外。这多少有着使用上的方便，因为普遍人权属于支持与反对方都能接受的共同基础，若仅求增加人权所能指涉的外延，冲突的范围或可减少。

对社会与人的不同理解

回过头来，对于同志议题的理解就不能简单地用公、私二分处理，使任何一方看似妥协但却更巩固其基本立场的态度，而是因为它牵涉到的不仅是私人价值、信仰（“我反正信了”），而是一整套对于社会结构与人的不同理解。

我们在日常中，习惯地切割个人与公共社会（或个人与外物），但不能因为行文、归类的便利，而干脆将之视为互不交集也不抵触的两种截然二分世界。

这绝对不只是在理解同志时必须有此考量，还包括今天诸多与我们有紧密关系的议题，如伊斯兰刑法对教徒与非教徒的区隔处理，即使真能做到，但依旧动摇着世俗刑法。

如果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仅仅希望以侥幸的心态前进，以为只要不说不谈就可以“私下处理”或存而不论，往后的改革将会受到因持续累积的障碍的反挫影响，更遑论一个健全的政治体系、社会福利，因为从一开始这就不是以健全的公民为考虑基点。